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生不灭，循环不断的世界性民族。他的过去辉煌，内容如浩瀚之宇宙，有璀璨的可见星辰，也有有待发崛的未知精彩。稍有不慎，历史观出现偏差，就会形成反人类的“黑洞”论。“黑洞”论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向前发展的观点客观去评价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书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历史的学术界，有一类人大有要标新立异，用看似正确的观点来吸引眼球，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本来你们在历史的学术界，摆个错误的观点，向好来说，可以进一步促进历史学学术界的更好发展，但是你们居然还妄图把一个错误的学术思维方式传导给读书人的大众思维里去，就有一点过份了。

我不得不提出我的历史学观点：当以时间进度和空间维度这两个标准来科学的合理的对待自己的民族历史。

       我就驳一个当下在历史学术界的错误观点。有一部分所谓的历史教授，诟骂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是非观，没有明确的善恶观，还举了晋国智氏魏氏韩氏三家攻赵氏晋阳城，智氏反而被灭这一历史事件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论证事件事实。还骂司马迁没有明确的儒家中的忠君思想。这样的历史谬论观居然还大有人赞赏，大有人吹捧，如果不纠正这样的史学观点势头，标绝历史上的学术“黑洞”论调，不仅将对中国当下历史学术的良好发展增加地震级别的伤害，还会让这种地震所产生的海啸波及非学术界的历史大众。 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下的历史教授，居然用淘汰的儒家观点去诟骂一个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真正创新之举的太史公。这样的教授良心良知何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何在。

      我就用我自己的历史观来驳你们的“黑洞”论。以正视听。以历史的时间进度标准来客观看待《史记》。史记的成因有个人原因，也有中国当时的历史社会变迁的客观事实。首先是司马迁自己写《史记》的终极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熟读史记的人应当知道，这三个点他都实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时间进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刚刚结束战国时代不到一百年，百家争鸣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消散。史记中的内容也并非全是司马迁一人所写，也有司马家族的历史一脉传承。汉武帝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推行“儒家思想”，汉帝国初期用的是黄老学术治国思想，才实现的“文景之治”，黄老思想是道家的思想。很多历史学家仅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就来拍脑袋，想当然，不顾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也就是我说的时间进度这一标准。先不说汉武帝实际上是推行“外儒内法”的不争事实来稳定自己的王权统治，单从推行“独尊儒术”这一政治政策。有过从政经验或者工作经验的人来说，想推行一种工作方式或者政策主张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汉武帝并没有杀有功这臣，为官之人的思想一下子要从黄老思想转变到儒家治国，那是一定得有一个过程的啊。我们就命医学界中的那些做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病人的人，突然医院下了一个文件，今后治疗疾病只能用中医，不能用西医。这有背客观事实的发展进度。当时社会儒学是兴起了，可是当时的社会事实是，直到汉武帝重用儒学士子，推行了推恩令，才将汉帝国治下的藩王实力削弱了。只是削弱啊，当时的藩王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啊。他们会不会彻底的执行“独尊儒术”这一政策指令自然可想而知。同时你看看当时汉武帝的能臣，东方朔是纵横家，自认为可比张仪苏秦，只叹生错了时代。再看一看“推恩令”政策的提出者主父偃是受儒生排挤的，说明他的专业强项自然不是儒学。而是和东方朔一样是纵横家。如果汉武帝自己彻底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治主张，还会重用纵横家么，还会重用兵家么，还会重用法家么，还会重用经济学家么。兵家有北击匈奴的卫青，霍去病，法家有酷吏张汤，赵禹，经济学家桑弘羊。从历史的时间进度来看，当时的社会无论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儒家思想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完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类社会人群层次。我们还可以再用空间的历史观的事实，去有力的支持时间进度的历史观。就好比中国当下规定，普通话是全中国通用的交流语言，中国这么大，所有的中国人，时时都在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么，实际上有，不同的地方在用不同的方言进行着交流,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根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当今的互联网这样发达，就一个普通话是中国人的标准交流语言这一社会公共政策，演进了半外多世纪了，这种现象还是存在。可想而知。你要一个精通当时社会各种主流思想的司马迁，仅凭“黑洞”论的历史教授提出者自认为的那一套并不完整的儒学观点来诟骂司马迁，苛责古人，未免有点太过幼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向我们的鲁迅先生学习啊。鲁迅为了对国人的思想进度正确的修正，拜当时的经学大师章太炎为师，研究中国的历史十年之后。才敢向当时的国人《纳喊》，让“黑洞”论的悍卫者《彷徨》。我们在用时间进度的历史观点来看一看中国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兴衰史，实际上儒学的发展是出现过断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流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推崇的是玄学啊。南北朝时期一度佛学兴起，就连皇帝也剃发拜佛。再看我们的盛唐，更是有趣啊，官方以道家为统治思想，老子本来姓老，因为李唐江山姓李，硬是要把老子的姓都了，叫李耳，但同时又采起科举取仕，选贤任能。又赞助玄藏去现在的尼泊尔学习佛学，普及智慧，同时又接纳波期王子，伊斯兰教开始也传入中国大地。直到宋朝，在儒学和佛学从相互排斥走到相互和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欧阳修，最终确立了儒家的君君，臣臣，又经宋明理学的发展。才有了儒家思想的稳固发展。明朝是明确以儒家中的举孝廉中的孝道治国。所以，现在学校的历史教授，怎么就喜欢去苛责古人，说《史记》怎么怎么的不好。司马迁的父亲写过名篇论《六家指要》，摆出了道法儒名墨纵横家的学术优点和缺点。司马迁难道不清楚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司马迁是站在高楼大厦的顶楼看社会，看得清，看得远，看得深，那些持“黑洞”论的历史学教授，站在高楼大厦的中间层，就说自己有多牛逼，苛责古人，有失做学问人的原则和风度。持“黑洞‘论者还拿《资治通鉴》与《史记》进行对比，说什么《资治通鉴》更符合儒家学说的观点。简直是廖论。又不顾历史唯物主义辨证法。同时更不符合我提出的时间进度和空间维度的的历史观。时间进度上，司马迁和司马光写史的目标不同。司马迁的史记是为人类大众服务的，究天人之际啊，而司马光是为统治阶级而写，很有局限性，因为《资治通鉴》是专门为帝王编写的课本教材。从空间维度上来说，《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所述事实的时间完年不一样。一个是断代史，一个是编年体历史。治学的方法也不一样。

      我为“黑洞”论者感到可笑，也为历史学的发展感到高兴。坚信我驳论“黑洞”论的时间进度历史观和空间维度历史观，完全可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