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1、读沧海
　　一
　　我又来到海滨了，亲吻着蔚蓝色的海。
　　这是北方的海岸，烟台山迷人的夏天。我坐在花间的岩石上，贪婪地读着沧海--展示在天与地之间的书籍，远古与今天的启示录，不朽的大自然的经典。
　　我带着千里奔波的饥渴，带着长岁月久久思慕的饥渴，读着浪花，读着波光，读着迷朦的烟涛，读着从天外滚滚而来的蓝色的文字，发出雷一样响声的白色的标点。我敞开胸襟，呼吸着海香很浓的风，开始领略书本里汹涌的内容，澎湃的情思，伟大而深邃的哲理。
　　我打开海蓝色的封面，我进入了书中的境界。隐约地，我听到了太阳清脆的铃声，海底朦胧的音乐。我看到了安徒生童话里天鹅洁白的舞姿，我看到罗马大将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莉奥佩屈拉在海战中爱与恨交融的戏剧，看到灵魂复苏的精卫鸟化作大群的飞鸥在寻找当年投入海中的树枝，看到徐悲鸿的马群在这蓝色的大草原上仰天长啸，看到舒伯特的琴键像星星在浪尖上频频跳动……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一种神秘的变动在我身上发生：一种曾经背叛过自己、但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复归了，而另一种我曾想摆脱而无法摆脱的东西消失了。我感到身上好像减少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感到我自己的世界在扩大，胸脯在奇异地伸延，一直伸延到无穷的远方，伸延到海天的相接处。我觉得自己的心，同天、同海、同躲藏的星月连成了一片。也就在这个时候，喜悦突然象涌上海面的潜流，滚过我们的胸间，使我暗暗地激动。生活多么美好呵！这大海拥载着的土地，这土地拥载着的生活，多么值得我爱恋呵！
　　我仿佛听到蔚蓝色的启示录在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你如果要赢得它，请你继续敞开你的胸襟，体验着海，体验着自由，体验着无边无际的壮阔，体验着无穷无际的深渊！

　　二
　　我读着海。我知道海是古老的书籍，很古老很古老了，古老得不可思议。
　　为了积蓄成大海，造化曾经用了整整10亿年。10亿年的积累，10亿年的构思，10亿年吮吸天空与大地的乳汁和眼泪。雄伟的、横贯天地的巨卷呵！谁能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读尽你的无限内涵呢？有人在你身上读到豪壮，有人在你身上读到寂寞，有人在你心中读到爱情，也有人在你心中读到仇恨，有人在你身边寻找生，有人在你身边寻找死。那些蹈海的英雄，那些自沉海底的失败的改革者，那些越过怒涛向彼岸进取的冒险家，那些潜入深海发掘古化石的学者，那些身边飘忽着丝绸带子的水兵，那些驾着风帆顽强地表现自身强大本质的运动健-将，还有那些仰仗着你的豪强铤而走险的海盗，都在你这里集合过，把你作为人生的拼搏的舞台。你，伟大的双重结构的生命，兼收并蓄的胸怀：悲剧与喜剧，壮剧与闹剧，正与反，潮与汐，深与浅，珊瑚与礁石，洪涛与微波，浪花与泡沫，火山与水泉，巨鲸与幼鱼，狂暴与温柔，明朗与朦胧，清新与混沌，怒吼与低唱，日出与日落，诞生与死亡，都在你身上冲突着，交织着。哦，雨果所说的"大自然的双面像"，你不就是典型吗？
　　在颤抖着的长岁月中，不知有多少江河带着黄土染污你的蔚蓝，也不知有多少巨鲸与群鲨的尸体毒化你的芬芳，然而，你还是你，海浪还是那样活泼，波光还是那样明艳，阳光下，海水还是那样清澈。不是吗？我明明读到浅海的海底，明明读到沙，读到礁石，读到飘动的海带。
　　呵！我的书籍，不被污染的伟大的篇章，不会衰朽的雄文奇彩！我终于读到书魂，读到一种比风暴更伟大的力量，这是举世无双的沉淀力与排除力，这是自我克服，自我战胜的蔚蓝色的伟大的奇观。

　　三
　　我读着海，从浅海读到深海，从海面读到海底--我神往的世界。但我困惑了，在我的视线未能穿透的海底，伟大书籍最深的层次，有我读不懂的大深奥。
　　我知道许多智勇双全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探险家也在读着深海，他们的眼光像一团巨火，越过黑色的深渊去照明海底的黄昏。全人类都在读海，世界皱着眉头在钻研着海的学问。海底的水晶宫在哪里？海底的大森林在哪里？海底火山与石油的故乡在哪里？古生代里----怎样开始生物繁衍的故事？寒武纪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浮沉与沧桑？奥陶纪和志留纪发生过怎样扣人心扉的生存和死灭？海里有机界的演化又有过怎样波澜壮阔的革命的飞跃？
　　我读着我不懂的大深奥，于是，在花间的岩石上，我对着浪花，发出一串串的海问。我知道人类一旦解开了海谜，读懂这不朽的书卷，开拓这伟大的存在，人类将有更伟大的生活，世界将3倍地富有。我有我读不懂的大深奥，然而，我知道今天的海是曾经化为桑田的海，是曾经被圆锥形动物统治过的海，是曾经被凶猛的海蛇和海龙霸占过的海。而今天，这寒荒的波涛世界变成了另一个繁忙的人世间。我读着海，读着眼前驰骋的七彩风帆，读着威武的舰队，读着层楼似的庞大的轮船，读着海滩上那些红白相间的帐篷，读着沙地上沐浴着阳光的男人与女人。我相信，20年后的海，又会是另一种壮观，另一种七彩，另一种海与人的和谐世界。伟大的书籍，你时时在更新，在丰富，在进化。我曾经千百次地索思，大海，你为什么能够终古长新，为什么能够有这样永远不会消失的气魂，而今天，我懂了：因为你自身是强大的，健康的，是倔强地流动着的。
　　大海！我心中伟大的启示录，不朽的经典。我在你身上感受到自由和伟力，体验到丰富和渊深，也体验着我的愚昧、贫乏和弱小，然而，我将追随你滔滔的寒流与暖流，驰向前方，驰向深处，去寻找新的活力和新的未知数，去充实我的生命，去沉淀我的尘埃，去更新我的灵魂！

　2、　慈母颂

　　1
　　为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妈妈，你把头发熬白了。翻开你年青时的照片，你是那么秀丽而端庄。你微笑着，多么像蒙娜丽莎；你沉思着，多么像密该朗琪罗笔下的圣母。可是，你老了，为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你付出了诗一样的青春，画一样的美貌，只留得满头雪一样的华发。
　　你苍老了，但你的历史的美并没有逝去，你的现实的美也没有逝去。像翻阅你往昔的照片，我常常翻阅着你永动的心灵：永存的慈祥。今天，我要高高地擧起你的名字，像举着故乡的松明点燃的火把，传播你那很少人知道的光明。从家乡那些狭窄的田埂走上眼前这宽广的大道，我一直在寻觅着精神上的维纳斯与海伦，然而，直到今天，我最爱的还是你，一切美丽的名字中最美的名字就是你，妈妈。
　　用不着神灵的启示，当我还在摇篮里贪婪地望着世界时，就听懂那些朦胧的歌声，我知道那是你的祝福；随後，就从摇篮边看到一轮发光的太阳，那就是你的眼睛。还没有从摇篮里站起，就知道摇篮外有无穷的爱，那是你给我的数不清的腮边的亲吻。妈妈，第一个为我的快乐而欢笑的，第一个为我的啼哭而不安的，就是你。
　　当我知道我的赤裸裸的、强健的身躯是你创造的时候，我就领悟到你的神奇和神圣，我扑到你那蓄满人间的全部温存的怀里，把脸贴进你的丰满的乳房，再一次吮啜你的圣洁的生命。在你那永远难知的爱的悸动里，我幼年的心，开始向大地向往，朝着天空作无边的猜想。那时，你抚摸着我的头发，指尖的阳光一直射进我灵魂的深渊，妈妈，你以你的抚爱，构筑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天堂，原初的，模糊的，然而终古常新的天堂。
　　2
　　你还记得吗?妈妈，当我还在悄悄学步时，你就教我爱，教我爱青山，爱绿树，爱翩翩而飞的蝴蝶和孜孜而忙的小蚂蚁。
　　你不许我踩死路边的任何一株小花和小草。你说，小花与小草是故乡的微笑，不要踩死这微笑，不要踩死微笑着的生命。这些小花小草都会唱歌，会唱桔黄色与翡翠色的歌，渴念雨水和渴念阳光的歌。於是，小花小草成了我童年的伴侣，我把许多心事都向她们诉说。有一回，我的眼泪滴落在小草的睑上，化作她的一颗伤心的露珠。
　　我曾憎恨蜇刺过我的蜜蜂，焦急地等待着报复的时刻。而你，不许我恨，你说，不要忘记她在辛苦地采集，勤劳地酿着甜蜜。要多多记住她的蜜，不要记住她的刺。要宽恕地上这些聪明而带刺的小昆虫。
　　在中学的作文本上，我呼喊着“向大自然开战”，所有的同学都赞美我的宣言。唯有你，轻轻地摇头。你用慈母的坦率说，我不喜欢你这股气，空洞而冷漠。我愿你酷爱大自然，酷爱人类这一最伟大的朋友。要爱她的一切，包括爱严酷的沙漠，只有爱她，才能把她变成绿洲。不要动不动就说搏斗，不要动不动就说恩仇。即使是搏斗，也是为了爱，为了谴责那些无爱的毒蛇猛兽。没有爱的恨，就是兽性的凶残，人性的堕落。
　　3
　　你那么儍，年轻轻时就守寡，背负着古老的鬼魂而过着寂寞的生活。我不歌颂你的寂寞，但我要歌颂你在寂寞中的奋斗。生活多么艰难呵，为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你在险峻的崖边上砍柴，在暴风雨下抢收倒伏的稻子，为了抢救弟弟突来的重病，你在深夜里，穿过那林深虎吟的山岭。看你现在的手，比树皮还有更多的皱折。
　　“我该怎么感激你?妈妈，该怎么报答你为孩子所做的牺牲?”你很不满意我的话，在那棵大榕树下，你是那样认真地对我说：不要这样想，不要旋转着“恩惠”、“报答”这些念头。将来你干出一番事业，也不要轻意地说什么牺牲了自己而为别人造福。不要这么说。其实你并没有牺牲，你为他人奋斗时候，也造就了你自己。世上的天堂，就在你广阔而热爱他人的心头。我因为爱你们，所以我比你们更幸福。因为你们吮吸我的乳汁，我才感到自己是个母亲。因为你们在我怀里天使般地酣睡，我才感到自己置身於圣灵荫庇的教堂之中。没有你们的活泼的生命，哪有我自豪的梦魂。爱者比被爱者更幸福。
　　呵，母亲，哲学家似的母亲，很少人认识的平凡的母亲，我记住你的话，记住你这灵魂里流出来的深奥难测的歌声。
　　自从我心底缭绕着深奥的歌声，我才懂得唯有把爱推广到人间，才有灿烂的人生。为他人，将比他人更加荣幸；一切，一切，都是我的本份；一切，一切，都是我自身所需求的旅程。说什么有功於他人，我只记得有功於自身——有功於我的自我实现，有功於我的自我完成。亲爱的母亲，像大地一样慈蔼的妈妈，你心灵里的歌声，比圣人的教导还叩动我的心弦，因为有你这歌声，我不再傲视世界，不再傲视他人，不再相信那些宣告“我不入地狱谁来入”的英雄，我把他人与自身浑和为一个美丽的境界，一种自由而纯洁的灵魂。
　　4
　　妈妈，我和弟弟妹妹，好几次问你，从少年时代问到青年时代：“你为什么爱我，为什么为我们付出一生?”
　　你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在爱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有一次温和的妈妈竟然生气了，你指责我们，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这是为什么?我要告诉天下所有的孩子，母亲的爱就是纯粹的爱，为爱而爱，就是说不清为什么爱的爱。妈妈，你生气时多么美丽呵，像秋日的太阳，喷发时充满着温柔的黄金。可是，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你的这些母爱的宣言。是呵，唯有不求报偿的爱，唯有连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从高贵的天性中自然涌流出来的爱，才是真实的。妈妈，你就是这样无条件地爱我，从心灵的最深处把爱献给你的儿子。
　　我知道，即使我长得像个丑八怪，你也会爱我的；
　　即使我脾气暴躁得像家乡的水牛，你也会爱我的；
　　即使我贫穷得沿街流浪，你也会爱我的；
　　即使我被打入地狱，你也会用慈母的光明，照亮我痛苦的心胸的。
　　你的无所不在的光明，比天上的阳光还强大，你能穿透一切云雾，一切屏障，一切厚重的铁壁和地层。
　　亲爱的妈妈，唯有在你辽阔的心胸里，能容纳我灵魂变化万千的宇宙：悲与喜，冷与热，欢乐与忧伤，希望与忏悔，昂奋与寂寞，歌吟与诅咒。唯有在你的辽阔的母性海洋里，能够容纳我的一切心底的秘密，一切人类天性赋予我的波涛，还有一切难以容纳的贫穷的朋友，一切已经沉沦而没有地位的失足者。
　　妈妈，当你容纳我的一切时，你从来也不准备和我一起承受人世的光荣，你只准备着为儿女背负灵魂的重担，准备着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承受一切苦恼与忧伤，还有一切突然来袭的风暴。当鲜花织成环佩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看到你还是伏在地上，默默地、机械地搓洗着我和孩子们的衣服，汗水依旧像小河般地在脸上涌流。不管屋外有什么风转时移，你的小河总是静悄悄地流……
　　5
　　比海洋还要深广的母爱呵，如果人们问我为什么热爱家乡，我要说，因为家乡里有我的母亲，白发苍苍的母亲，朝夕思念着我的母亲。妈妈，今天你又到了遥远的地方，不管你走到那里，你就是我永远眷恋着的故乡。你的眼泪就是我故乡土地上甘美的泉水；你的语言就是缭绕於我的心坎的乡音；你的嘴唇，就是家乡芬芳的泥土，你的双手，就是故乡那些苍苍的青松。而你的心灵，就是我的爱的旗帜，就是我的生的警钟，死的归宿。
　　母亲，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爱带到那里。把檀香般芬芳的爱播向整个人间的圣者就是你，我的妈妈。家的门槛不能限制你的爱，故乡的门槛不能限制你的爱，世界上所有的门槛都不能限制你心中爱的大河。从地上的星星到天上的星星，从身旁的弟兄到远方的弟兄，你都会献予衷心的祝福。你教会我，爱是不会有边界的，就像太阳的光辉，超越一切界限地把温暖和光明，投射到四海之内的每一个兄弟姐妹。
　　6
　　你为人间的邪恶痛苦过。那些为了虚荣互相厮杀的人，那些为一种霸权把无数生命投进战火的赌徒，都使你愤怒。憎恨使你的心受到折磨。但你也怜悯过他们，这些可怜的灵魂。堕落的心多么悲惨呵，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像沉重的鬼魂被钉在耻辱柱上，无论岁月怎么变迁，时空怎么移动，他们都要受到永恒的诅咒，连他的母亲也要蒙受污辱。对人类失去爱的罪人，必定被历史所憎恶。呵，可恶而可怜的人生，叫你永远困惑和悲哀的另一种人生。
　　妈妈，你曾经委屈过，你的高贵的母性，曾经被蔑视过，在那个所有的爱都垂死的岁月，我也被怂恿过，也蔑视过你的爱。我把鲜花扔到路旁，把小草辗碎在脚下，把兄弟姐妹当作仇敌。在心灵里丢失过你爱的歌声。我谴责过你给我太多的软弱，使我缺少厮杀的本领，破坏的热情。妈妈，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你悄悄地流过许多眼泪，为你的孩子，为其他母亲的孩子。
　　你曾经慌恐地找到其他的母亲，你的眼神变得那么怅惘，手变得那么冰凉，在社会大风雪中被冻坏了的妈妈，带着爱的悸动与女人的惊魂的妈妈。你和其他妈妈无能为力，只有心在颤抖，在呼吁：快结束吧，兄弟姐妹互相厮杀的战争；赶快走吧，赶走孩子心中不幸的魔鬼的阴影；快回来吧，孩子儿时那一颗柔和的心灵。但你没有力量，往昔的母亲的歌，唱不起来了，只化作一颗颗眼泪，在火炉边悄悄地滴落。
　　原谅我吧，妈妈，在那些狂潮把我俘虏的岁月，你儿子的荒唐仅仅由於无知，他并没有堕落。你在儿子身上播下的爱的因子，毕竟没有死亡。它在我的心底留下一点火星，这些徽弱的光明使混沌迷路的我，从黑暗的密林里逐步挣扎出来，虽然失掉许多情谊，但没有变成像魔鬼那样冷酷，感谢你呵，母亲，你播下的爱，拯救了我的灵魂。
　　我今天又拾起你的往昔的歌。妈妈，我要唱，轻轻地唱，唱给所有的绿叶与红叶，唱给所有的小草和小花，唱给所有的小路和大路，唱给所有的灯光和星光，很轻很轻的歌，很重很重的歌，只有你听得见，只有你听得清，遥远的母亲，遥远的故乡的心灵，遥远的中华的心灵。

　　3、我的文学观（选摘）

    文学是诉诸语言的自由情感的审美存在形式。文学情感不是现实情感，而是处于无限时空中的自由情感，这种情感转化为审美形式，便是文学。因此，文学离不开三项基本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心灵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须切入心灵。文学批评离不开两大标准：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内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把精神内涵狭窄化为政治内涵，把精神内涵的尺度狭窄化为政治尺度，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历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训。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还需强调的是，文学虽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审视功利，即审视人类功利活动在何处迷失，它构成怎样的人性困境与生存困境。
　　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
　　(《罪与文学》第99-100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我一再说，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头脑的事业。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必动脑筋，而是说，文学艺术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它不是像科学那种靠逻辑靠推理去抵达自己的目标，而是靠想象、靠直觉、靠感悟去抵达目标。文学之法，乃是“无法之法”，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马行空而不失为艺术。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天理也。这一命题强调文学的特征在于情趣，而不在于理念，是对诗的准确界说。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文学完全与思想(包括与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无关)。其实经典文学作品中总有大思想也总有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深刻认知，但这些思想与认知又总是像盐或糖化入水中，无痕而有意味。它不诉诸概念，而是诉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学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们的思想全是心灵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化、体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国最伟大的文学经典极品《红楼梦》，也是一部伟大的“心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妙玉、晴雯、鸳鸯、芳官等，个个都是如诗如画如同女神的诗意生命，可惜只是“梦中人”。她们的诗词都出自曹雪芹之笔，那些“闺阁女子”并非真的会写《葬花吟》的诗人。贾府里的那个大观园，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梦中园”(理想国)。这个国度“一国两治”(一府两治)，有充分的写作自由、结社自由、诗人们有诗的竞赛而无人的嫉妬和争名夺利等世俗机能。大观园寓意极深，它暗示文学发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学存在的理由：写作只是生命快乐与心灵诉说的需求，并非“经国之大业”(曹丕语)，更不是谋杀功名、财富、权力的器具。大观园诗人合众国里，林黛玉最为杰出，她所以能成为首席诗人，是因为她最孤独，最纯粹，对于心灵的苦痛体验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历、感觉、表述能力。主观之诗人经历浅些，但也不能凭空而“诗”。大观园里的作品，均见证了人性和见证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也见证了历史，其诗情有伤感，有欢乐，有怨恨，有讽喻，但没有一家以批判社会和干预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诗情中。
　　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的作家，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者只高度评价《红楼梦》，而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谴责小说最根本的弱点是“溢美”和“溢恶”。鲁迅评说得极有见地。曹雪芹出身贵族豪门，肯定热知当时的宫廷内幕和上层政治斗争状况，但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社会批判小说和政治通俗小说，而是写成一部“人书”(聂绀弩语)，一部呈现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书。文学以人性为基调，自然就穿越时代之维而进入时间之维。曹雪芹家道中落，内心充满孤独，一定也有许多不平不满，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预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倾向性”，那就没有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有关怀，有大慈悲心，但这些关怀不是创作出发点，而是作品派生出来的结果。受曹雪芹的启迪，我又重温萨特存在主义的著名命题(尽管我不喜欢萨特本人的某些政治行为方式)，即“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我借用这一命题对文学作出如下解释：文学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考虑文学艺术可能派生的意味。我作此解释当然具有历史针对性。上世纪我国的左翼作家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们，往往采取相反的命题(“本质先于存在”)，即先有一个大意义的动机，如为革命而写作，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而写作，然而，先验动机却带来主题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败现象。从八十年代开始，近三十年来，我的所言所论，都在呼唤“还我本来”，即文学应返回文学的初衷，返回文学最初的基本立足点和文学最初存在的理由。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灵理由，情感理由，审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见证人性和生存环境的理由。
　　明年农历九月七日，我就年满七十岁了。回想人生，觉得可引为庆幸的是自己总是生活在文学中。生活在文学中，意味着生活在真实的人性中，又意味着生活在梦中。梦中有审美理想，有对美的信仰。从事文学，使我在“现实主体”中又多了一个“艺术主体”。现实没有自由，但梦中有自由。所谓幸福，乃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千万年来，人类布满浩劫灾难而神经不会断裂，人类中的生命个体充满艰辛困苦而不想自杀(依然热爱生活)便是因为人生中拥有瞬间的自由体验。近几年我受大乘佛学与禅宗的影响，更喜欢讲自性，自性因缘而生，更具流动性。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场性、功利性、社会批判性等)中解脱出来，才有自由。为了守持文学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让自己沉浸于其中。对于这一行为，我称之为“重构象牙之塔”。在美国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场”等格局，充当“局外人”、“异乡人”、“槛外人”，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

　4、　我的骄傲

　　我在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中评价李泽厚是“中国大陆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并说我一直把他视为师长。没想到，我的这一评价竞引起几位从大陆出来的朋友的嘲讽与攻击，并说我未免太贬低了自己。
　　听到这一攻击，我的第一感觉，是觉得这些攻击者和我的心灵距离确实太远了。此时我不想再次评价李泽厚和给这种评价作阐释，但我要说，我把李泽厚当作“师长”，不是我的谦虚，而是我的骄傲，不是我的自我贬抑，而是我的自我肯定。不用说李泽厚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作家诗人，只要我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得益，我也把他们视为老师。不耻相师，在少年时代我就懂得这一道理。我记得出生於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这是他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在演讲中说的话，这句话在我心中共呜得很久，而且使我知道他为甚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伟大的诗人在知识面前总有一种永恒的谦卑，并且把这种谦卑视为骄傲。
　　聂鲁达，不论是他的诗歌散文还是演讲都充满智慧的灵性，如果要揭开他心灵的秘密，上述的这一句话恐怕是一把钥匙。他的这一白白，说明他不仅善於吸收外域智慧的活水，而且善於吸收自己国土上智慧的活水，这一活水就在他的身边，就像故乡村庄里的江流。这恐怕是他在母亲的乳汁哺育之後，最重要的第二乳汁。智利是个小国家，而聂鲁达却从自己的祖国诗人那里吸收了许多养份，而且为此而骄傲。而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杰出的兄弟，有那么多摧残不死的卓越心灵，我能把这些杰出的兄弟与心灵视为师长，决不是耻辱。我昨天为此而骄傲，今天仍然为此而骄傲。
　　聂鲁达把善於学习的谦卑视为骄傲，这是值得他自豪的。他有一种诗人纯洁的眼睛，使他能淘汰掉世俗眼睛中的杂质如嫉妒、狭隘、偏见等等，而以博大的情怀面对一切智慧的创造。他拥有一颗大海般的可以容纳各种江河的胸襟，拥有懂得尊重卓越人物的品格，他知道这一点不容易，所以他为自己骄傲。
　　因为聂鲁达的谦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的一种奇特感觉，这就是在诗人与学者中，我更喜欢诗人，更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我生活在学院里很久，但也接触许多诗人。接触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总觉得他们身上有一股寒气，像是冰人，不是真的人。这也许是他们对世界看得太透，反而悲观，从头到脚便生了寒气。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还有一些是属於并无太多学问和建树却偏摆架子，刻意把自己抬高以期人们仰视的，也有一股寒气，但因为刻意，所以寒气就变成酸气。但真正的诗人都没有寒气与寒酸气，倒有许多热气与孩子气，至死都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我倒喜欢这种诗人，和他相处不会太累。聂鲁达就是这种人，我在美国特别喜欢的保罗·安格尔，也是这种人。
　　我敬重李泽厚并和他成为朋友，是觉得他并不高寒，至少对我是亲切的。在中国，他的学识大大高於那些满身冷气的人，处於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的屋顶，但架子却没有他们大，心态也很年青。我嗜好读各种书籍，但在当代大陆学界，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独创一套学术命题和学术系统的人。两种人化自然和两种本体存在，西体中用，儒道互补，审美方程，历史积淀说，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体，实用理性，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区分等等，每一个命题都属於李泽厚，又切实影响中国，然而他明明处於高处却不高寒，因为不高寒，所以他关怀民瘼，拥抱社会，也不得不为救救孩子而走上街头，完全放下架子，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难道只配被批判的命运而不值得我和一些朋友理性地肯定他的学术实迹与讴歌他的不寒冷的小提琴吗？
　　《告别革命》出版後，虽遭到不少人身攻击，但也有热烈支持的。年已七十五高龄的邹谠教授，身体病弱，却在大暑天中，写了那一封万言书信给我们，其热情实在动人。他是高我们一辈的老学者，又早巳名满天下和桃李满天下，却如此谦卑，这种学术品格很值得深思，并值得我认真学习。想到邹谠教授的谦卑态度，我更觉得自己的谦卑是应该的。前几天，我收到高行健兄的信说：“看了《告别革命》，中国当代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也算得其自在而快乐。”高行健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但也是诗人，有天真在，所以想到的不是你高我低，而是存在的意义。真的，我们这一代人被革命名义下的种种荒谬行为耗尽了生命而能在最後喊一声“告别革命”，也算是意识到自己应当活得像样些，在精神土地上是应当站立起来了。李泽厚敢於喊出，我也能跟着呐喊，实在也是我的骄傲。
　　1997年

　　5、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1999年4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1987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1987年4月2日）
　　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钱先生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和？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1986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追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1957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计算机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计算机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著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信息”，说他的博士导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冷的。我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并说一声“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然而，我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老师说“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钱先生、杨绛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1973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八号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只隔十几米远）的文学所图书馆楼。因为是邻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那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1979年我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著，又写散文诗。198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
　　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把他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我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响应，写了一信给我：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著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
　　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如此爱护，如此扶持，一点也不敷衍。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国文化讲一个“诚”字，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为我题签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更让我感激的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对我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大约三百人左右。那时我还算年轻，毫无行政工作准备。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变革”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尽管自己的心灵状态还好，但毕竟困难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唐弢、蔡仪、余冠英等十几位著名老学者，其中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钱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实地帮助我。他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但是我召开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请他参加，他都答应。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这是我担任所长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是非问题。我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方针，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有成就，有贡献，尽管被认为是“唯心论”和“烦琐考证”，但也是学术问题，也应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他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著名作家学人参加，与会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而且和俞先生、胡绳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会时可谓“群情兴奋”，大家围着向俞先生道贺，照相，我也被来宾和其他与会者围着，没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我连忙说：“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有了钱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实了。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开会的前三天，胡绳紧急找我到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指着我：“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我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但不敢直说，只跟着说了“怎么办？”三个字。胡绳说，怎么办？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连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说：“这个会，您一定要参加，还要讲个话。”他没有答话，等我告辞走到门边，他叫住我，说了一句：我会参加会的。
　　尽管我“自由主义”，但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钱先生。钱先生那种由衷高兴的态度，完全出自他的内心。这种态度不仅有对我的支持，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钱先生内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会，钱先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和“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两个会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个会，与会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观者很多，仅记者就有九十人。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我哪一个是钱锺书先生，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当作钱先生，要我和这位“钱先生”照个相，我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我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但为了支持我还是忍受着煎熬。后一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但筹备工作由文学所做，因此我请钱先生致欢迎辞，由我作主题报告。我还请钱先生帮我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他答应之后，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没想到，他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例如“此人汉语讲得不错，但很会钻营，有人称他为尖尖钻”。对于海外汉学家，钱先生多数看不上，评语都不太好。读了这份评语，我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不要外传。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惊讶不已，我开玩笑说：“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过这个会，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致辞的前两天，他把讲稿寄给我让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页夹里。
　　更让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无论自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头顶什么桂冠，我都牢记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学问。因此，虽然担任所长，但还是把心放在著书立说上，而且尽可能“利用职权”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钱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总是为我担心。1985年拙著《性格组合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热潮之中，我的头脑也很热。但钱先生很清醒冷静。见到第六版，他对我说，要适可而止，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听了这句话，我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请求不要再印。《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更是“轰动”，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且引发《红旗》杂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别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称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大炮”来炮轰我。我对《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作了访谈之后他更生气，说要到法院告我。那时钱先生真为我着急，很关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人民日报》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到没有，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当代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体。还有一天，他让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说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乔木（指胡乔木）到这里，认真地说，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其实在几天前，就在八宝山殡仪馆（追思吴世昌先生的日子），胡乔木已亲自对我说了这些话，但钱先生不知道。看到钱先生对我这样牵挂，我暗自感叹，困惑胜过高兴：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不过，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第一，他说，“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听到第二点，我想起了《围城》的话：“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第二点是犀利，而第一点是宽容。我将牢记第一点，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不了解钱先生的人，以为他只重学术求证，不重思想探索，其实不然。钱先生当然是一等学问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他两次劝我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对近代史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亦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一个弄潮儿，一个探索者，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辈两辈的人，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说说笑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论的探索，也支持我主体论的探索；既支持我传统转化的探索，也支持我变革方法论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听到这句话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书生气地回答说：“我没有学生”，是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提倡方法论变革，包括方法更新、语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学界使用的概念）、视角更新（哲学视角与哲学基点）、文体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称作文体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这一思路当然很好。因为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事，他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当竞得最高奖（一等奖），因此，汝信（副院长，也管文学所）打电话给我，说院部研究过了，文学所要重视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没想到，这之后的第二天，马良春又告诉我：钱先生来电话说要你亲自动手写一篇。有钱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写了。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出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并获得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二十二篇得一等奖，文学方面有两篇。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颁奖者是胡启立、芮杏文、胡绳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钱先生给我一封贺信，信上说：
　　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钱先生写贺信，是件不寻常的事，而“有目共赏”四个字，更是难得。有朋友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固然，这可让我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但是，我明白，这是溢美之辞，钱先生对同辈、长辈，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要求很严，近乎于“苛”，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其鼓励的话只可当作鼓励，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
　　2008年秋天于美国

       6、奔驰的生命
　　
　　看不厌，看不厌那些跑沙跑水在旷野与草原上奔驰的马群；看不厌，看不厌那些战风战浪在蓝天中搏击云海的飞鸢和波风浪谷中飞翔的白帆；看不厌，看不厌那些穿山穿岭在大地上呼啸着前进的列车……
　　看不厌它们那奔驰的英姿，疾翔着的风貌，呼啸着的不倦的生命力的旋风。
　　我觉得自己生命中那些最珍贵的部分，那些包藏着庄严与神圣的人生美的部分，有一种神奇的、燃烧着的灵犀，连接着它们那奔驰着的节奏，连接着它们那生动而健康的旋律。
　　它们使我的心不会枯萎，使我意识到真的生命，应当不倦地奔驰着、迅跑着、奋飞着，不要停留，不要沉沦。永恒的奔驰着，在沙场，在乡村，在厂房，永恒的奔驰着，哪怕在静悄悄的实验室，哪怕在静悄悄的图书馆，哪怕在静悄悄的月华下和灯辉下……
　　步，都在不惜地前行。哪怕是你，大海，地球上最伟大的母亲，孕育着文明的卓著功勋者，也需要有新的诞生，新的繁荣，新的觉醒！
　　
　　伟丽的存在是永恒的
　　
　　我曾在多风多浪的大海边度过，对海有一种神秘的、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恋情。大海也爱我，它那多情的潮，挟带着翡翠般的花，常常从河岸，从沙滩，一直飞卷到我的怀里。我爱枕着涛声，做着海蓝色的壮阔的梦。一天听不到大海那深沉浑厚的涛声，心里就感到寂寞。
　　我听到过人们对大海的非难：大海的性格那么粗暴，海水那么咸，身上还有那么多的泡沫。
　　然而，我始终痴心地迷恋着海，迷恋着它那伟大的、神圣的存在，迷恋着它那世人无法认识穷尽的渊深。我希望自己就是一只扑在它怀里的帆，能够驾驮海风，长久地驱驰在她那辽远辽远的疆土上。我知道她的波、她的光和她的巨大的心永远不会干枯。而且从她身上知道：伟丽的、崇高的存在是永恒的，丰富、厚实的存在是非难不倒的。人们对这种存在的爱是不会消失的。那些诋毁伟丽存在的邪恶们，连海的泡沫都不如。真的人，总是尊重海的伟丽和崇高，总是追求丰富，追求厚实，或者在丰富与厚实的事业中留下生命的轨迹。

【责任编辑：怡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