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郑伯奇的《现代小说导论（三）》中也明确讲到：“在五四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①]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对五四新文学影响之强烈。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现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潮相比，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确实有些冷清，这也许与浪漫主义自身的复杂性有关。我们暂不能从浪漫主义的枝枝叶叶去挖掘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相同之处，但笔者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其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对西方浪漫主义和在中国嬗变了的新浪漫主义作一些比较，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本文通过不同视角对这种“自我意识”进行了分析，并且在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并非只是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受“自我意识”的影响，它已经发展成为了民族和谐化的代言人。
　　关键词：浪漫主义；五四时期；自我意识
　　研究综述：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现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仍然缺少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总结。与其他思潮相比，对它的研究确实有些冷清。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仍然不能为浪漫主义下一个准确而形象的定义，这也与浪漫主义自身的复杂性有关，“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①]正是这种纷繁复杂的矛盾性为我们研究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带来了首要障碍。其次，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持续时间之短，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性与生命力。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并没有在20年代末终结，而是在低谷中为适应新的形势作出了种种选择”，关于此观点，在陈国恩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中》有所提及，但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展开充分地论述。第三，一般学者机械地认为浪漫主义思潮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更加凸现的是它的奇特性、幻想性、高扬性，而与时代、社会严重脱节，不具现实性，这也是浪漫主义长期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就目前学术界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状况来看，专著大致只有朱寿桐先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一书，在论文方面，研究者大多喜欢用郭沫若、郁达夫等代表性作家与浪漫主义思潮作个别意义上的联系与比较，再者就是以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嬗变)作为主线进行研究，如《谈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诸如此类的文章，受篇幅和内容限制，使研究变得有些形式化、教条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自由”、“个性”、“奇幻”，“神秘”等字眼，而没有注重思想的深刻性与创新性。
　　梁实秋先生曾试图通过不同角度来证明整个新文学运动“之趋向于‘浪漫主义’”[②]这个观点。梁先生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执，但我们不得不否认“五四时代文学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倾向”。[③]我们先不论浪漫主义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早已初露端倪，之后在郭沫若、茅盾、穆木天、周作人、郁达夫、田汉等诸多文学巨擘的身上也有着浪漫主义之明显倾向。在郑伯奇的《现代小说导论（三）》中也明确讲到：“在五四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④]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对五四新文学影响之强烈。
　　西方浪漫主义盛行的时间范围大致在1740年——1860年间，尤其是德国在这一时段形成了完整的浪漫主义理论体系。五四时期，就在中国人接受这一西方思潮的时候，欧洲人早已超越甚至可以说抛弃了浪漫主义而积极转向了现代主义思潮。可这种意义纷繁复杂的浪漫主义确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我们暂不能从复杂的浪漫主义的枝枝叶叶中找出更多的以及更深刻的关于中西浪漫主义的共性，但通过对西方浪漫主义和在中国嬗变了的新浪漫主义作一些比较，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这一显著的“共性”很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社会结构解体的产物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浪漫主义现象表面看来纷繁复杂、缺乏统一”，[⑤]但“如果在历史框架中进行观察，浪漫主义却是呈现出某些基本一致的主导特征。”浪漫主义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是社会矛盾的产物。与此相似，五四时期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解体，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秩序也开始发生转变。我们暂不能从浪漫主义的枝枝叶叶去挖掘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相同之处，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其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上述的表述，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浪漫主义的迫切需求都发生在各自的转型期，这种在转型期时的发生使得中西方的知识者们无疑将目光落在了一个共同点上，那就是为摆脱传统束缚但又“失了中心点”、暂聊以自慰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最重要特征。我们提到西方浪漫主义，不能不提到浪漫主义之父——卢梭，他曾在《忏悔录》中讲到：“如果我不比别人更好，至少我是独一无二的”，旨在说明他对“自我意识”的重视与崇拜。H·N费尔蔡尔德认为，“浪漫主义的根本点就是意识方面的一个永恒、普遍和首要的事实：人的自我信任、自我表现和自我扩张的欲望。”[⑥]德浪漫派哲学家费希特竟然要人们“仅仅注意你自己，把你的凝视从你周围的一切挪开，向内凝视你自己……你身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要紧的只有你自己。”[⑦]显然，“自我意识”要求人们摆脱沉重的束缚，解除现实生活的苦痛，进而达到精神的自由与超脱，并且在西方浪漫主义者的眼里占据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
　　“浪漫主义的自我意识从根源上来说首先是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时代的产物”，[⑧]西方是这样，中国亦是如此。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五四时代的中国，正在使自己极力摆脱封建社会所固定的种种僵硬的约束，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助推，生活在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以其特殊的背景与视角吸收和采纳着浪漫主义，并使浪漫主义中的最显著特征“自我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即便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持续时间很短，甚至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在转型期表现得尤为凸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意识。“上帝已死”，当人们发出这样的慨叹与宣言时，自我强调意识也就变得更为明显了。当辛亥革命将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摧毁之后，与之相随的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开始分崩离析。通过科举考试走进仕途的知识分子们一时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无助。此时的郭沫若把自己说成是“失了中心点的人”；[⑨]鲁迅用自己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极度失落的《孤独者》；蒋光慈认为自己只是“一朵孤云”，“徘徊在广漠的天空”；[⑩]瞿秋白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级已经破产……此时的知识分子变得无比“软弱”，进而“自哀自怜”。但时代不容许他们只是一味地沉溺于苦痛与哀叹之中，“特殊的使命”促使他们开始试图找到一种自我解脱与自我实现的解决方式，并进一步实现自我超越。于是大量的“自由漂泊的”文人们，为寻求这种精神慰藉开始不懈之努力。在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新知识群体里，个别人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浪漫主义”。鲁迅是开此先河的第一人，在日本学习的鲁迅首先毫无保留地接收了叔本华、易卜生、尼采等人的主张，从而认为“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希冀实现“人各有己”的局面。
　　谈到现代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我们不得不想起中国新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郭沫若。他的那首《天狗》可以说把一个“自我”抒写得淋漓尽致、无可替代：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在这首诗中，诗人大胆地自比为“一条天狗”，坚信自己有足够的勇气，把月、日、星球乃至整个宇宙全部吞掉，并认为自己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在诗歌最后，诗人近似疯狂地呼喊到：“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火山爆发、狂飙突进式的诗作，将一种精神得到解脱时的心情抒发到了臻于极致的地步，并形成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我便是我呀”，诗人似乎无时不强调着“我”的重要性，始终呼唤着个性自由与解放。《天狗》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同时也是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的产物。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一诗中，借用五百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又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来象征旧中国的灭亡和“五四”后中国的新生，象征五四青年脱胎换骨式的新生，其“自我意识”之凸显程度已不予言表。
　　总之，浪漫主义的产生有着鲜明而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出现并发展的时代产物。中国的现代浪漫主义发生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端，尤其是为“摆脱束缚，体验精神自由”的“自我意识”，也被时代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是社会结构解体的产物。
　　二、在文学领域内的自然延伸
　　谈到浪漫主义这一文学思潮，我们不能不谈谈“自我意识”在文学领域内的延伸与影响。田汉曾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中讲到：“艺术的动机只在表现自己”，意在说明“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艺术创作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从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们，再也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创作激情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使他们把“自我”看成是艺术创作的中心。郑伯奇曾今言到：“诗是自我最直接的表现”，关于此处的“诗”，郁达夫有着相似的表述，在他的一篇文章《诗论》中把“诗”定义为“创造”，而此时的郭沫若把“诗人”定义为“创作者”，认为诗人要“自由的表现自己”。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们不能再为他们的“君”、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了，一时间他们成为了“自由职业者”，于是他们可以摆脱过去的种种束缚，从而“努力地发挥个性”来“表现自己”，这种“表现”延伸到文学领域，就变成了“能表现自己的文学”，给人的第一感觉也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
　　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周作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他以人道主义作为“人生的文学”，提倡“人的文学”，认为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他的这一观点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也就离不开我们所谈的“自我意识”了。周作人主张“立人”，从而追求人的个性自由与独立，当世人一再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同时，周作人表现出的态度依旧是旷达的，他认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
　　三、民族和谐化的代言人
　　说到文学领域内的“自我意识”，尤其谈到周作人，不禁会让我们想到一个命题，那就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想起“无产阶级文艺与自由主义文艺的论争”，与无产阶级“文艺的超功利性”不同，自由主义作家们更倾向于“贵族式的不介入的清高态度”。然而，无论是过去的无产阶级文艺派别，还是当今的学术界，都对自由主义作家主张的认识存有一些盲点。浪漫主义之文学思潮，最早在鲁迅先生身上就已初露端倪，鲁迅在引入浪漫主义时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民族新生的根本力量”，为此，他也为诗人下了一个定义；“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并且相信诗人可以成为拯救民族的英雄，这与梁启超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表面现象，它要求创造者必须“既要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已经暴露的弊病，从而为中国创造一个超越中国传统和西方现状的美好未来。”[11]与此相同的还有郭沫若，他的浪漫主义创作带有深刻的“革命性”，故有“革命浪漫主义”之倾向，郭沫若在创作中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希望“把自身的小我推及成人类的大我”，从而超越自我。包括一再强调“自由创作”的周作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可以看见许多关注“自我”之外的痕迹，他从来没有放弃自我之外的一切，他所说的自由创作只是为了更多地为自己寻求一些言说上的自由，时至今日，我们继续以“脱离时代”、“远离社会”等诸如此类的语句来批判周作人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历史盲点需要我们对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作更进一步地认识与探讨。
　　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并不是简单的“唯我主义”，它强调的是艺术的伟大使命，其目的是寻求人类更美好的生存方式，“创造一个超越中国传统和西方现状的美好未来”，是民族和谐化的代言人。
　　--------------------------------------------------------------------------------
　　--------------------------------------------------------------------------------
　　[①]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三）》，第148页
　　①R·塞耶，M·洛维：《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第33、34页。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第38页。
　　[③]乐黛云王宁：《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3页。
　　[④]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三）》，第148页
　　[⑤]同[⑤]
　　[⑥]H·N费尔蔡尔德：《浪漫主义的信念：1780～1830年》第3页
　　[⑦]J·D威尔森：《浪漫主义的英雄理想》第4页
　　[⑧]同[⑧]
　　[⑨]郭沫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3号
　　[⑩]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382页

【责任编辑：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