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东华：杭江之秋
　　
　　从前谢灵运游山，伐木取径，……从者数百人，以致被人疑为山贼。现在人在火车上看风景，虽不至象康乐会那样杀风景，但在那种主张策杖独步而将自己也装进去做山水人物的诗人们，总觉得这样的事情是有伤风雅的。
　　
　　不过，我们如果暂时不谈风雅，那末觉得火车上看风景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
　　
　　风景本是静物，坐在火车上看就变成动的了。步行的风景游览家，无论怎样把自己当做一具摇头摄影器，他的视域能有多阔呢？又无论他怎样健步，无论视察点移得怎样多，他目前的景象总不过有限几套。若在火车上看，那风景就会移步换形，供给你一套连续不断的不同景象，使你在数小时之内就能获得数百里风景的轮廓。“火车风景”（如果允许我铸造一个名词的话）就是活动的影片，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题材的小说，它是有情节的，有布局的——有开场，有Climax也有大团圆的。
　　
　　新辟的杭江铁路从去年春天通车到兰溪，我们的自然文坛就又新出版了一部这样的小说。批评家的赞美声早已传到我耳朵里，但我直到秋天才有功夫去读它。然而秋天是多么幸运的一个日子啊！我竟于无意之中得见杭江风景最美的表现。
　　
　　“火车风景”是有个性的。平浦路上多黄沙，沪杭路上多殡屋。京沪路只北端稍觉雄健，其余部分也和沪杭路一样平凡。总之，这几条路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单调。它们都是差不多一个图案贯澈到底的。你在这段看是这样，换一段看也仍是这样……一律是平畴，平畴之外就是地平线了。偶然也有一两块山替那平畴做背景，但都单调得多么寒伧啊！
　　
　　秋是老的了，天又下着蒙蒙雨，正是读好书的时节。
　　
　　从江边开行以后．我就壹志凝神的准备着—一准备着尽情赏鉴一番，准备着一幅幅的画图连续映照在两边玻璃窗上。
　　
　　萧山站过去了，临浦站过去了。这样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只偶然瞥见一两点遥远的山影，大部分还是沪杭路上那种紧接地平线的平畴，我便开始有点觉得失望。于是到了尖山站，你瞧，来了——山来了。
　　
　　山来了，平畴突然被山吞下去了。我们夹进了山的行列，山做我们前面的仪仗了。那是重叠的山，“自然”号里加料特制的山。你决不会感着单薄，你决不会疑心制造时减料输工。
　　
　　有时你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但是大部分地方山的倾斜都极大。你虽在两面山脚的缝里走，离开山的本峰仍旧还很远，因而使你有相当的角度可以窥见山的全形。但是那一块山肯把它的全形给你看呢？那一块山都和它的同伴们或者并肩，或者交臂，或者搂抱，或者叠股。有的从她伙伴们的肩膊缝里露出半个罩着面幕的容颜，有的从她姊妹们的云鬓边透出一弯轻扫淡妆的眉黛。浓妆的居于前列，随着你行程的弯曲献媚呈妍；淡妆的躲在后边，目送你忍心奔驶而前，有若依依不舍的态度。
　　
　　这样使我们左顾右盼地应接不暇了二三十分钟，这才又象日月蚀后恢复期间的状态，平畴慢慢的吐出来了，但是地平线终于不能恢复。那逐渐开展的平畴随处都有山影作镶绲；山影的浓淡就和平畴的阔狭成了反比例。有几处的平畴似乎是一望无际的，但仍有饱蘸着水的花青笔在它的边缘上轻轻一抹。
　　
　　于是过了湄池，便又换了一幕。突然间，我们车上的光线失掉均衡了。突然间，有一道黑影闯入了我们的右侧。急忙抬头看时，原来是一列重叠的山嶂从烟雾迷漫中慢慢地遮上前来。这一列山嶂和前段看见的那些对峙山峦又不同。它们是朦胧的，分不出它们的层叠，看不清它的轮廓，上面和天空浑无界线，下面和平地不辨根基，只如大理石里隐约透露的青纹，究不知起自何方，也难辨迄于何处。
　　
　　那时我们的左侧本是一片平旷，但不知怎么一转，山嶂忽然移到左侧来，平旷忽然搬到右侧去。如是者交互着搬动了数回，便又左右都有山嶂，只不如从前那么夹紧，而左右各有一段平畴做缓冲了。
　　
　　这时最奇的景象，就是左右两侧山容明暗之不一。你向左看时，山的轮廓很暧昧；向右看时，却如几何图画一般的分明。你以为这当然是“秋雨隔田塍”的现象所致，但是走过几分钟之后暧昧和分明的方向忽然互换了，而我们却是明明按直线走的。谁能解释这种神秘呢？
　　
　　到直埠了。从此神秘剧就告结束，而浓艳的中古浪漫剧开幕了。幕开之后，就见两旁竖着不断的围屏，地上铺着一条广漠的厚毯。围屏是一律浓绿色的，地毯则由黄、红、绿三种彩色构成。黄的是未割的缓稻，红的是乔麦，绿的是菜蔬。可是谁管它什么是什么呢？我们目不暇接了。这三种彩色构成了平面几何的一切图形，织成了波斯毯、荷兰毯、纬成绸、云霞缎……上一切人类所能想象的花样。且因我们自己如飞的奔驶，那三种基本色素就起了三色板的作用，在向后飞驰的过程中化成一切可能的彩色。浓艳极了，富丽极了！我们领略着文艺复兴期的荷兰的画图，我们身入了《天方夜谈》里的苏丹的宫殿。
　　
　　这样使我们的口胃腻得化不开了一回，于是突然又变了。那是在过了诸暨牌头站之后。以前，山势虽然重叠，虽然复杂，但只能见其深、见其远，而未尝见其奇，见其险。以前，山容无论暧昧，无论分明，总都载着厚厚一层肉，至此山才挺出峋嶙的瘦骨来。山势也渐兀突了，不象以前那样停匀了。有的额头上怒挺出铁色的巉岩，有的半腰里横撑出骇人的刀戟。我们从它旁边擦过去，头顶的悬崖威胁着要压碎我们。就是离开稍远的山岩，也象铁罗汉般踞坐着对我们怒视。如此，我们方离了肉感的奢华，便进入幽人的绝域。
　　
　　但是调剂又来了。热一阵，冷一阵，闹一阵，静一阵，终于又到不热亦不冷，不闹亦不静的郑家坞了。山还是那么兀突，但是山头偶有几株苍翠欲滴的古松，将山骨完全遮没，狰狞之势也因而减杀。于是我们于刚劲肃杀中复得领略柔和的秀气。那样的秀，那样的翠，我生平只在宋人的古画里看见过。从前见古人画中用石绿，往往疑心自然界没有这种颜色，这番看见郑家坞的松。才相信古人著色并非杜撰。
　　
　　而且水也出来了。一路来我们也曾见过许多水，但都不是构成风景的因素。过了郑家坞之后，才见有曲折澄莹的山涧山溪，随山势的纡回共同构成了旋律。杭江路的风景到郑家坞而后山水备。
　　
　　于是我们转了一个弯，就要和杭江秋景最精彩的部分对面了——就要达到我们的Climax了。
　　
　　苏溪——就是这个名字也象具有几分的魅惑，但已不属出产西施的诸暨境了。我们那个弯一转过来，眼前便见烧野火般的一阵红，——满山满坞的红，满坑满谷的红。这不是枫叶的红，乃是桕子叶的红。桕子叶的隙中又有荞麦的连篇红秆弥补着，于是一切都被一袭红锦制成的无缝天衣罩着了。
　　
　　但若这幅红锦是四方形的，长方形的，菱形的，等边三角形的，不等边三角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或任何其他几何图形的，那就不算奇，也就不能这般有趣。因为既有定形，就有尽处，有尽处就单调了。即使你的活动的视角可使那幅红锦忽而方，忽而圆，忽而三角，忽而菱形，那也总不过那么几套，变尽也就尽了。不；这地方的奇不在这样的变，而在你觉得它变，却又不知它怎样变。这叫我怎么形容呢？总之，你站在这个地方，你是要对几何家的本身也发生怀疑的。你如果尝试说；在某一瞬间，我前面有一条路。左手有一座山，右手有一条水。不，不对；决没有这样整齐。事实上，你前面是没有路的，最多也不过几码的路，就又被山挡住，然而你的火车仍可开过去，路自然出来了。你说山在左手，也许它实在在你的背后；你说水在右手，也许它实在在你的面前。因为一切几何学的图形都被打破了。你这一瞬间是在这样畸形的一个圈子里，过了一瞬间就换了一个圈子，仍旧是畸形的，却已完全不同了。这样，你的火车不知直线呢或是曲线地走了数十分钟，你的意识里面始终不会抓住那些山、水、溪滩的部位，就只觉红，红，红，无间断的红，不成形的红，使得你离迷惝恍，连自己立脚的地点也要发生疑惑。
　　
　　寻常，风景是由山水两种要素构成的，平畴不是风景的因素。所以山水画者大都由水畔起山，山脚带水．断没有把一片平畴画入山水之间的。在这一带，有山、有水、有溪滩、却也有平畴，但都布置得那么错落，支配得那么调和并不因有平畴而破坏了山水自然的结构，这就又是这最精彩部分的风景的一个特色。
　　
　　此后将近义乌县城一带，自然的美就不得不让步给人类更平凡的需要了，山水退为田畴了，红叶也渐稀疏了。再下去就可以“自桧无讥”。不过，我们这部小说现在尚未完成，其余三分之一的回目不知究竟怎样，将来的大团圆只好听下回分解了。
　　
　　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自古造铁路的计划何曾有把风景作参考的呢？然而杭江路居然成了风景的杰作！
　　
　　不过以上所记只是我个人一时得的印象。如果不是细雨蒙蒙红叶遍山的时节，当然你所得的印象不会相同。你将来如果“查与事实不符”，千万莫怪我有心夸饰！
　　
　　文字生活的新生
　　
　　如果我们从前当真有过这么一个仓颉，那末仓颉就是第一个过文字生活的人了，因为他既然是黄帝的“史”，总不见是自备资斧或枵腹从公的吧。
　　
　　从此以后，这门生活就不住的翻新花样：有的替人做文字的佣工，也同别的佣工一样靠工资过生活，上至内庭供奉的文学侍从，下至同门房跟班一律看待的私人书记，都属这一类；有的简直把文字作商品，跟顾客作现钱交易，上至卖碑谀墓，下至挂招牌，订润格，都属这一类。总之，无论什么方式的文字生活，都是“自古有之”，不见得“于今为烈”。
　　
　　但是这门生活是一向就叫人瞧不起的。从前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就无非因其“人”靠“文”为生的缘故。
　　
　　现在则只消提出“文字商品化”五个字，也就立刻判定了这门生活的罪状。
　　
　　不过，我们仔细查一查自来文人的生活，就可晓得这样的判决未必一定是公平。
　　
　　因为说“文字”和“生活”两件东西决不应该连在一起，那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叫文人简直不要生活，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又一是要文人做文字工作时别谋生活。
　　
　　是的，我们查一查从前文人的诗文集，不但没有稿费可拿，版税可抽，并且还得自己拿出钱来刻。但是他们是怎样写成这些诗文的呢？这里边就有个分等了。
　　
　　在那种“资本”雄厚的文人，他从蒙童馆慢慢爬上翰林院，先得垫一笔大大的本钱。到了翰林院待诏应制的时候，虽然也不论字算稿费，却已有俸银可以养活，及至散馆放外缺，这才不但从前的老本可以捞回，并且可以终身不愁衣食，于是他就有闲情别致来做他的“不朽之业”了。
　　
　　至若资本不厚，或者官运不亨，那末下焉者就不得不做马二先生，自将铺盖挑进文瀚楼，选选墨卷，偷闲到湖上看看女人，买几个制钱的处片嚼嚼，到底饱不了肚皮。
　　
　　上焉者就算做到昌黎先生那么的文名，也还免不得卖碑谀墓。然而卖碑谀墓就要算是文人的一大耻辱了，而其实跟前一种文人比较，也不过生意规模的大小不同而已；究竟谁是清高，谁是卑鄙，那也没有什么尺度好做标准。
　　
　　到了现代，情形当然又两样：“文字”和“生活”这两个词儿的连结更不能不密切。故若社会上暂时还需要文字这东西，而文人们又不愿受人豢养的话，那末我们似乎不便借口“文字商品化”的恶谥根本否定文字的生活；问题只在你所出的是何等商品，你的商品是什么质地，你的商品能有几何社会价值。
　　
　　清代诗人赵翼的《后园居诗》有一首道：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做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孰能辨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
　　
　　又一首道：频年苦贫乏，今岁尤艰难。内子前致辞：“明日无朝餐。”一笑谢之去：“勿得来相干，吾方吟小诗，一字尚未安。待吾诗成后，料理虀盐酸。君见长安道，岂有饿死官？”
　　
　　这两首诗恰好可代表旧时文人的两种生活态度。前一种可说是“为生活而文字”，只要“润笔需”拿得到手，就不妨“聊以为戏”的。后一种则可说是“为文字而文字”，如果“一字尚未安”，那就“明日无朝餐”也要不管的。我们看目前的情形，这两种态度大概都有人承袭。前一种“聊以为戏”的态度，我们当然认为要不得。就是后一种态度，虽然已比较的难得，也仍不能认为满意。一来，长安道上虽可没有“饿死官”，文场之中却难免要有饿死鬼，所以这不管“明日无朝餐”的精神固然可取，而必要等到长安道上奔走之余再来做文字，那怕就不见得有好文字做出来。二来，我们也要问，这“未安”的“一字”安了之后到底有什么好处？倘如说你一
　　字安了之后，也不过落得你自己的心境一时安适，那末你也大概犯不着害得尊夫人明天没有早饭吃吧。
　　
　　所以，这自古有之的文字生活里边果真有“新生”可寻的话。我以为应该从这两种态度以外去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