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1898—1943），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庆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迹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3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要面子不要脸》
　　
　　仿佛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说的话：“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这句话是万分真确的。
　　
　　原来面子和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中国旧戏里有一套脸谱，这花花绿绿的脸谱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脸却反不能辨认清楚了。做戏子的只要上台的时候，脸谱弹得像个样子，至于真正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其实中国人一切都如此：只要保全面子，丢脸却全不在乎。阿Ｑ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挨人打不要紧，但在背后却要说一句“儿子打老子”，这样虽丢了脸，面子却是有了。所以要面子不要脸是中国人一般的人生哲学。
　　
　　就整个中国社会来看，亦无不如此。在大城市里，工商业不景气，破产倒闭的事，层见迭出，但是酒馆舞场还是一样地热闹，在乡村里，贪穷到不堪，肚子发生了问题，但婚丧的仪式，迷信的陋习，依然大事铺张，为的是不肯丢掉面子。
　　
　　学生们念书，只求得到一张文凭，却不想求一些实学。教师们习染官僚的恶习，夤缘奔走，只求以做大学教授为荣，而贻误子弟却可以不问。这都是中了要面子不要脸的毒。
　　
　　说工商界罢。年来国货两字是最时髦没有了。但是着实有许多不要脸的商人们，将大批仇货，印上国货商标，到处兜销。财是发了，面子是有了。但是做了卖国的奸商，却满不在乎！
　　
　　军人总算是中国的天之骄子了。大将军出门，八面威风，黄呢服，黑马靴，白缨帽，金丝眼镜，高车骏马，前呼后应，场面可谓十足矣。然而四省沦陷的时候，从未闻有半个将军阵亡或负伤，死掉的只不过是一群小百姓。
　　
　　谈到政治，更足痛心。从前历史上所描写的政治不良，不过是如何夤缘，如何奔走而已。今则花样百出，中西兼用。记者在东北时曾见一批政客，来自南方，携名花，扶艳女，或称为妻，或称为妹，或称为亲爱的女儿，专为结识权贵，献媚当局。昼则高尔夫，夜则狐步舞。乌烟瘴气，黑漆一团。待其鬼计既售，官运亨通，简任到手，局长实现。于是一掷千金，挥霍无度。面子大则大矣，脸不知其何有？
　　
　　还有洋场十里的高等华人们，拍惯了洋大人的马屁，把帝国主义者当作自己祖宗。说中国不亡无天理。这些人在租界里住洋房，坐汽车，“高等”则“高等”矣，但是说到脸，他们实在要向着没有面子的人力车夫们说一声惭愧。
　　
　　不必再多说了。总之，要面子不要脸这六字，包括尽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政治的窳败，经济的破产，东北的失陷，边境的沦亡，都是由于要面子不要脸这一种人生哲学的缘故，所以要救中国必先革除这种亡国的人生哲学。
　　　　
　　《明耻》
　　张三的狗咬了李四的猫，李四必起而问罪于张三，认为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甲村的刘五回骂了乙村的王六，乙村必纠合赵七孙八……来与甲村宣战，甚至杀伤几条人命，也因认为这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见人是有血性的动物，羞恶之心与生俱来。语曰：知耻近乎勇，耻之为用大矣哉。
　　
　　但是时代变迁，耻的观点也有不同。譬如前清时代，每人背后拖着一条无用的发辫，无论外人怎样的嘲骂，但那时若是短发光头的先生们，总觉羞答答难以见人。又如缠足风气最盛的地方，十七八岁的女郎容貌无论怎样的秀美，金莲若不小至三寸，便以为耻。听说云南的乡俗，为女择嫁时，先决条件，婿家须有三杆大烟枪。广东的阔大佬，最低的财产，必拥有半打以上的小老婆，如家里没有小老婆，就引以为耻。
　　
　　可见“耻”是在各个社会里，都同。不合理的社会以不合理为荣，合理的社会方以不合理为耻。
　　
　　某次，日人在大连开产业博览会，南满铁路公司照例要赠送中国每个大官一张头等车票，以示优遇。记者虽非大官，以实业家的资格，同在被招徕之列。有某大官，携其十五龄幼子，同车去大连。车出沈阳一站，检票员忽来检票，问某公子年龄几何，某以实对。该铁路规章年逾十四岁者，须购半票。检票员向某索票，某答曰：“这是我的少爷。”检票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玩笑着说：“我要票不要少爷。”某大官深恐检票员不知他老人家的来历，于是由怀中掏出一张三寸多长二寸多宽的大卡片，上书“四等嘉禾章奉天实业厅长某……”递给检票员。检票员还是笑着说：“这不是票！”此时满车中外客人的视线，全注视在这一幕滑稽剧上。记者实在忍耐不住，因向某大官婉劝：“补一张半票算了吧。”某大官硬气十足，至死不肯，两方争持个不可开交。于是有一位满铁高级职员出面调停，向检票员用日语说：“这是中国大官的脾气，宁肯丢人，不肯丢钱。这张半票由我代补好了。”检票员取得某职员的证明而去。这场风波，总算完了。一张半票，其价不过八圆，但这位老官看来，坐火车买票是可耻的。而坐车揩油，丢国家体面却不算是耻。因此所谓“耻”也者，是随着各人的身分地位而各有不同的。
　　
　　常见许多名流要人，天天谈话，教训别人应知羞耻。他们以为穷人做偷儿，是可耻的，而卖国分赃却不可耻。妓女接客是可耻的，而达官贵人，暮夜夤缘，却不可耻。在马路旁高喊老爷小姐，向人求乞是可耻的，而在租界里，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拿老百姓汗血，任情享用，却不算耻。
　　
　　这就是因为各人身份不同，时代不同，所以以无耻为有耻，以有耻为无耻。只有大家认清楚了：出卖大众利益的，高官厚禄，以剥削民脂民膏为生的，方是人世间的奇耻大辱。靠自己的汗血，过清苦廉洁的生活的，却是世间唯一知有羞耻的人。这样时代方能有进步。知耻方可以言勇，明耻方可以教战。所以知耻明耻最要紧。
　　
　　原载《新生》１９３４年２月１卷２期　　
　　《汕头与潮州》
　　
　　汕头为广东重要商埠，南通南洋，北达淞沪，商务发达，帆轮云集，由沪赴香港赴广州者必经之区，实南北交通之孔道也。
　　
　　市中人口十七万许，商户八千余家，多半营出入口事业。出口之大宗首推抽纱，年达五百余万圆；次为瓷器，年达二三百万圆不等。抽纱纯系女子的手细工，即棉纱或麻纱抽成种种之花纹，用以敷桌或作物垫之用，欧美士女极爱用之，故有许多西商专作此种营业，运售于彼邦，汕头左近之妇女几乎人手一方，成为家庭中之重要生产事业。
　　
　　瓷器之产地为枫溪与高陂。枫溪距汕头约七十余里，交通有潮汕铁路。瓷质粗松，耐火度不高，多系陶器，年产约在百万圆左右。高陂距汕头约二百二十里许，交通赖韩江之便，瓷质细密，耐火度甚高，最佳品可比江西之景德镇产品，年产约在二百万圆左右。两者重要之销场全在南洋，惜乎作法守旧，式样粗劣，近为倭邻大宗之机械品所压倒。
　　
　　汕头气候虽较上海为热，然夏令多雨，且忽雨忽晴，阴云蔽日，凉风四起，并无溽署之苦。汕人无论男女老幼，多短服，跣足，着木覆，行声嗒嗒，颇有岛国风味。市中有中山公园，系民国十五年所建设。园中有假山真水，花坛竹木，布置极为雅洁，全园系半湖半陆，湖中小船荡漾，出没于假山之间，颇有小西湖之概。陆地设有足球场，篮球场，手球场，及天桥木马等物，专供市民运动之需。惜乎市民无此清福，尽为穿灰服载圆帽者所专用。
　　
　　汕市每岁出口货约值二千五百万圆，入口货约值六千万圆，此溢出之数，全赖华侨每岁汇款以补偿之。华侨汇款最多时每岁可入四千八百余万圆，近以南洋事业不振，华侨多无生机，故去岁汇款仅在三千三百万圆左右。
　　
　　粤胞心灵手巧，性坚忍，尤富于冒险，观于制造品之敏速及航游遍世界二事，可以证之。惟赌兴豪勃，到处表现，旅馆中牌声震耳，夜以继日，是则吾国各处旅舍特有之现象，固无论矣；漫游街中见有高悬牌匾，上书“山铺票”及“山铺新票”等字样。余初以为山西票庄之意，乃详视室中，战士数人，或数十人，环聚一案，大赌特赌，毫无羞涩避忌之态，是又开一新眼界矣!
　　
　　后赴枫溪考察瓷业，乘潮汕铁路，阅一时半即至。潮汕铁路纯为商办，内部虽不十分完备，然能准时开车，准时抵站，已属难得。车分头二三等。三等皆普通乘客，买票登车，毫无揩油；二等则买票者与不买票者参半，且多有以三等票乘二等车者，查票员检票时，亦不敢深予追问，盖恐其背后皆有枪阶极，动辄享以“耳光”之答礼!头等多系灰色的朋友，手持长枪，足登革履，大声喧嚷，怒目横眉，一若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出彼等之虎威也者。须有较高之长官同来时，则此辈方肯减格入坐于二等中。至枫溪，详查瓷器制法，仍是几百年前之旧式，以牛蹄蹈土，以老妇臼泥，惟辘轳昔用木制，今改洋灰，昔用手转，今改足登。制造之速，实远出于江西湖南工人之上，是即粤工心灵手巧处。但样式古老，不适于用，是则无人能为改弦更张者。至于窑长费火，种种消失，较诸以机械制造以科学管理者更不可同日而语也。
　　
　　枫溪视察后越一日赴潮州，即韩文公被贬之地，道途整齐，商贾林立，远非韩公贬谪时代所可比拟。韩公之古迹甚多，惜事忙不及细览。由潮州改乘小火轮渡韩江，历二十小时而至高陂。此地为瓷业之中心，瓷店一百二十余家，瓷户两千余户，环绕于五六十里范围之内，工人三四万人，直接间接赖此以求食者不下四十万众，瓷业与地方关系之重要概可知矣!制法与枫溪同，特以瓷质优良，卖价较高，然近以南洋商业凋敝，外瓷充斥，价值日就低廉，益以瓷户素无积蓄，所需经费多贷自瓷店，而瓷店又转贷自外商，辗转盘剥，利息殊大，此亦瓷业不振之一大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