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旭，北京人。致公党成员。大学文化。《工人日报》编辑，主任编辑。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背对命运的独白》，散文集《唯美散步》、《生命之约》、《我的精神》，对话集《明天》等。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

　　《韩春旭散文集》序/史铁生
　　
　　韩春旭的散文，使我由来已久的一种感觉忽然间更加清晰：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认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总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譬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湮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真正的女人说什么？她说：“我是一个爱慕男人的女人。”她说：“我甘愿将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给他，让他在极乐中迷醉。”她说：“但我又是那么恨他们，恨他们有那么多的东西让他们活下去……他们爱你，只是希望你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他们从不希望为你而浪费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这是爱的问题，爱不是某一时空里的狂热事件，她说爱“应该伴随生命的每时每刻”。
　　真正的女人在想什么？她想“寻找家园”。她“梦想了那么久，本以为那永远是一种空幻。”她说：“使我读到自然灵魂的，你想象不到，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境是茫茫戈壁滩上实在不起眼的骆驼草。”“夕阳将自己的旖恋缭绕在四面瀚海的戈壁滩上……那是互相缠绵产生的一种奇妙的蓝色暮霭，十分甘愿而一致地将这种情色，投射在生硬的盐碱地和崖壁上……”我想，这不单是爱的问题，她说这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信念”，这是不屈的生命必要皈依的美的彼岸。
　　母亲，对儿子说什么？她说：“你去吧，去干燥的原野上跑，让你稚嫩的脚体验沙砾的灼热；去太阳照射的岩石边，体验岩石反射过来的闷人的热气；去疯狂的大海，体验那庄严的浪峰和呼啸。”她说：“去吧去吧！将来你会有爱情，会有痛苦，会有孤独，你会面带微笑地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体验。”她说：“当我两鬓斑白时，我相信站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身材修长，肌肉结实，眼睛里饱含着喜悦和生活的光芒。你给予人的是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心底的仁慈和宽厚使你温情脉脉，智慧和坦然使你从容而潇洒，敏锐和幽默辉映着你，使你全身心都显得那么高雅。”这不仅仅是母亲的嘱咐，这是上帝的恩赏，是人类积淀千古的对生命的感悟；不仅仅是母亲对儿子的期待，是亘古至今以至永远，人类对完美的渴盼。
　　那么对生死，她怎么想呢？她说：“你凝望我，我凝望你。甘美而宁静。”我不知道她这确凿是说生，还是说死。很可能，生死在她看来不过是殊途同归，或者是结伴而行，在天父和地母的怀抱里，在此岸和彼岸之间，“那是一颗冲走再冲回，起伏不倦，勇往直前，以更新的威力勃起的灵魂。”
　　那冲荡之间，宇宙必留下优美的声音，任什么也不能湮灭的声音。永远会有女人，把战场或市场上的男人拉回她们身边，指给他们听这声音。现在，此时此地，这个女人，名叫韩春旭。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
　　
　　　　
　　一个固执的呼喊者

　　“精神”是人性深处本质的，也是永恒的需要.
　　徐春萍：这不是一部“浅阅读”的书，虽然它是一本散文集，但里面所收的文章与风花雪月无关，而是或多或少都带有哲学思辨色彩，可以说有些篇什读后令人陷入痛苦的思索。有一阶段，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大多强调私人话语，风格晦涩、琐碎。而你的《我的精神》，关心的对象可以说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话题。在今天这样一个谈时尚、谈小资、以各种各样的物质成就为荣的时代，这本书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因为它要谈精神、谈精神的成长、困惑、对话，谈人类的命运，谈生命，谈德行，谈爱心。你觉得今天讨论这些话题，有什么现实意义？
　　韩春旭：的确，当我将这本散文集起名《我的精神》时，自己也笑了，我在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与我有缘的人，拿起这本书，多少也会认为此人在玩深刻。”
　　其实，我丝毫没有一点意炫耀自己多么的高尚和不平凡。应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条向上延伸的精神曲线：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只有哲学家才能发问。或者你已吃饱穿暖有着舒适的住房、奢华的汽车，或者你还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睡觉的窝，但这生命中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曲线，总会伴着肉体的滋养而诞生。印度五千年前最古老的经典《博伽梵歌》中讲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人心中有意识要询问这类问题时，他才算是人。”
　　应该说我们的现实生活都依附在这条曲线上，并不知不觉地使它强大，只是人与人的点不同，人与人延伸到哪里的不同。
　　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十岁的孩子，在游戏厅里玩着通宵的游戏，不吃不喝，而后趴在那里孤单睡去的报道，我的眼泪禁不住湿了。现在的孩子们，从小泡在电视、电脑里；从小在歌星、影星的欢呼雀跃里，而后就是沉重的书包、沉重的分数、沉重的学位，孩子们似乎对“精神”二字，感到特别的遥远，或者就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宣言。而我们现代生活的大人们，或是为了孩子，让他们在国内有更好的学校上，而后到国外又有更好的学校上，而后再有更好的工作去做，或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房子住，更好的汽车开，有更好的情人、爱人，都在拼命地奔波着。
　　如果说人类曾经有过崇尚理性、敬畏精神的世纪，眼下人们似乎很难再去相信肉眼看不见的虚幻的精神，甚至拒绝认为精神的存在。其实，“精神”恰恰是人性最本质的所在，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也就是“灵”在这里。
　　敬重看起来是满足肉体的，比如：吃、穿、性爱，这是正常的需要。但上帝赐给你这肉体，赐给你这些欲望，是让你在这种欲望中学会选择更高的存在状态，更高的存在经验。
　　你在吃、穿、性爱，成功、权利的享受中，是否更加经验和选择了善良、同情、慈悲、了解、平衡、宽容和爱，而不是贪婪、自私、憎恨、愤怒、奢速。
　　在今天，当人们能够在吃喝、性爱之时，渐渐地学会感受、寻觅、成长着精神，穿衣吃饭、娶妻生子、世俗世外自会有大乐，而这种乐是生命深处真正的需要。你最终会收获到“至小无内”、“至大无外”，通向无限光明、安宁、喜乐、爱和感恩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自己之中，似乎与天地流行的一种生命永恒的存在中。
　　我想说，这是人性深处真正的、本质的，也是永恒的需要，是伴随人类永远的话题。
　　可怕的是内在的精神的丧失
　　徐春萍：许多学者谈哲学、谈思想、谈精神，常常囿于知识界学术界，而你的思索是可以与许许多多普通人共享的。你的文章有布道、启蒙的意味，但你不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本书的语言很有激情和气势，颇有感染力。从一个作家的角度，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民族的文化建设、精神生活主要少了什么？
　　韩春旭：不论在创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的确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尤其我的笑声，许许多多的人都说“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感染力。尽管我已经四十多岁，许多朋友都说我是“阳光女孩”。
　　在散文《我的灵魂生活》中，我这样写道：我感觉我的生命是那样的辉煌而富丽，我感觉自己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奔放的爱的能量。我可以向天空、向大地、向周围的一切张开双臂，而后一种无穷无尽的欢乐就能与我对流。从寂静的树木草丛中，从袒露的石头泥土中，从悠悠的空气和风中，互相涌动，互相喷涌。
　　我就像一个容光的贵妇。我将生命全部耀眼的财富携带而来。
　　我这种面对自己而荡漾着的生命的醉意，的确是因为我精神上有着一种长年的坚守，是无限的精神滋养着我的身，也滋养着我的心。
　　随着我精神不断地成长，我越加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说来，我多年都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邀游中，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叙本华、尼采、萨特……等等大师的长期的对话，近几年才开始捧读老子、庄子，甚至《周易》，在阅读与思考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东方圣贤智慧的精神和博大。
　　我认为，西方人总是在奔跑中思考。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思考、追寻、困惑、挣扎、拼搏，而代表东方的中国人总像一尊卧佛，卧在一座高山顶上的石头上静观着一切。周围一事一物，万难万事，千变万变，但他们早已通晓变化万象中的那个永恒存在的“不变”，静观在那里，玩索而有得。
　　我想说，是中国的圣贤，中国的古老的智慧，使我懂得人生最应该懂得的，也是最简单的人生道理：人其实也同植物、草木、动物一样，都是天地交合之物。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感恩，感恩天地之养育。天底下哪有什么真正的“自我”，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你一分钟也活不下去。就是有空气、有水、有阳光，没有山、没有树木，没有好人、坏人，聪明的、蠢笨的人，你仍是无法活下去。我懂得了一切存在都相互依赖共存共生。我懂得了一生要感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能我的理解还非常浮浅）
　　尤此，我更加热爱我们中国古老的城市，方正中体现的是“中和”，中国古老智慧的精髓。我喜欢我们中国绘画、书法、音乐、陶瓷、园林艺术、捏泥人、剪纸许许多多的民间手工艺术，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存在都是殊途同归，释译着中国古老而最高的智慧，释译着中国人追求的人生和平的真正境界。
　　而在今天，对于我们中国，对于我们民族自身来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知道“坚守”，“坚守”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是多么的重要。
　　物质文明不如人的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超越物质文明时，内在的一种精神也丧失了。“洗澡水和婴儿一并倒掉。”
　　看着我们的城市，古老建筑，古老的胡同大片消失，看着我们许许多多的民间艺术已失去传人，我的心里总是焦灼地面对着自己讲着一句话；人类一样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类毁灭的那一天。
　　大自然早已告知给我们了这一生存最简单的真理。
　　我愿做一个最真诚最固执的呼喊者。”
　　徐春萍：有评论家称，你的散文倡导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这种说法的主要涵义是什么？
　　韩春旭：我想，不少的评论家称我的散文为新人文主义散文，这种相法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人文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张扬人的价值和人性的解放，那么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无论我们的科技文明，还是物质文明有了多大的发展，人类共同面临的仍是一个话题，也就是在古希腊戴尔菲城神庙碑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人类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人类为了追求更多的幸福而最终丧失了包括人自身的一切。
　　评论家秦晋先生对我的新人文散文的涵义概括为三点：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反对由《圣经》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人类中心说”，我认为把人置于“主宰万物”的地位，是人最大的魔幻，从而失去了人应该遵循的本份，失去了与万物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前提。我在散文中，多次写道：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能没有地球，入仅仅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的秩序只有融合到地球秩序中去，人才能生存下去。
　　第二，精神与肉体的和谐。我一直认为精神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中更深层的生命，是生命中最本质的能量。肉体仅仅是精神的载体。我在散文中写道：“人类的肉体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它饱含着精神；人类的精神所以区别于上帝，是因为它植根于肉体。”人类的今天，如果还无节制地贪求物质享受，理性精神不断丧失，灵与肉二者分离，人类同样会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第三，进步与代价的和谐。人类文明的建立和发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达到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在散文中写道：“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同样能够致一个民族于死地。但是代价不是无条件无限度无原则的。无知就可以无畏的话，比如灭除其他物种，耗竭地球资源为代价，还有比人捣毁自己生存条件更荒诞的事情吗？！
　　秦晋先生在评论中这样说道：韩春旭的全部鼓作都在呼唤一种“平衡”：地球生态的平衡，人类精神的平衡和社会历史的平衡，她是平衡理论的倡导者。平衡论这一古典哲学，被韩春旭演化为一种现代思维，现实思维，积极思维，乐观思维。
　　我想，这大致就是新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涵义。
　　呼唤，这是一个作家所仅能做到的，作家凸凹先生说：“韩春旭是一个最真诚最固执的呼喊者。”
　　我对思想的兴趣远大于对知识的兴趣
　　徐春萍：有思辨色彩的女作家不多。从文学到哲学，能不能具体谈谈“你的精神生活”？
　　韩春旭：许多人都说我的作品区别于女作家，甚至还有人讲：我的哲理和思辨已超越许多的男作家。
　　从我的天性来讲，对于思想怀有的兴趣，远大于对于知识的兴趣。从文学到哲学，或者说从哲学到文学伴随了我20多年。这多年坚守的精神生活身单纯而平静的，除了干好我一直都很喜欢的编辑工作以外，多年就是读自己想读的书，思想自己想感受的人和事物，而后坚持长年的每日独自散步，而后有些闲钱就去国内或国外感受自然、历史、文化和宗教，而后闲暇再和一些不同类型的好友闲聊，搓麻，打打球，而后再去写一些自己的确感觉可写的文章。
　　还有不能缺少的，每天听音乐。
　　在我看来，人生除了吃饭、穿衣，“有了快感你就喊”之外，其实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人需要学会走出去，还要走回来；需要学会无中生有，还要有中还无；需要学会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归更高点的简单；还要学会极高智慧的“中和”。
　　我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能成为一个智者。

　　悠闲之气

　　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的性情有别于任何民族,特别是有别于西方人。比如说走路,西方人大步流星,讲话快言快语,笑起来无拘无束,而中国人走路慢而稳健,坐姿端庄而恭敬,说话声音低而柔和,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独有的贤士之态。应该说,我们先师的生命形态,孔子的生生和谐,老子的天人合人,构成了中国人血脉的一种温润中庸的太和气象,从而真正的中国式的中国人,一定有着见名利不被所诱惑,见灾难不被所吓倒,心地宽阔而仁爱,在任何情况下能独善其身,君子得道而天之行云的一种温和、平静、悠闲之态。闭上眼睛,我们随意就可想出“诗仙”李白,田园诗人王维,词人辛弃疾,无不是鄙弃名利、蔑视世俗,而逍遥自适、飘逸豁达的贤士。而这种“云气”之态的背后,是人之真性的一种睿智和温良。
　　记得狂得不能再狂的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却谦和地这样说到：“把中国人请到欧洲，带来东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能够整个地帮助欧洲,把亚洲的平和、宁静以及特别有益的亚洲的坚韧性注射到不安的喧扰的欧洲的血液里去。”
　　而荣获1989年度诺贝尔奖金的依来亚斯·哈内齐认为：“中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惟一能感知人们不要碌碌无为,不要虚度一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把世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在生命里。”
　　我讲这么多是说,在90年代的今天,当我几次来到西方这块土地上，我时常自叹：中国人的神韵真真被他们无所不在地精神化了,而我们呢?我们却异乎寻常地错误地丢弃着。
　　捷克,准确地说是在中欧,二次世界大战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于当时的奥地利,居世界的第十位。它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目前也同样经历着市场经济,力求经济上与西欧逐步融为一体。然而,这里生活的人们却并没有被喧嚣的“市场”殉葬得瞬间就没有了人的本性。
　　在这里,任何一个城市都有着一个规模相似的中心广场,石子铺路,有教堂,有钟声,有喷泉雕塑,有露天的啤酒桌,咖啡茶座,还有一间间精巧而古朴的巧克力店、面包房、时装店。似乎这里僵化着一种不容侵犯的真诚和执著。路面坏了,仍要用中世纪的石子铺路,商店的门窗陈旧了,仍要用中世纪的彩绘恢复。周末,这里必是青年、老年、儿童、妇人在这里悠闲的天地。有的聚在一起,喝着啤酒轻声交谈,有的独自坐在那里优雅地翻着杂志,有的索性在日光里闭着双眼,还有的就坐在那里双臂伸展仰望蓝天,就连狗都带着主人悠闲的妙质,迈着稳步跟随着主人不慌不忙地从这一店走进那一店。我想说,人们并没有因为高档时装、“大哥大”、奔驰、宝马“终朝只恨聚无多”而分离了自己的心灵心性。晚上七点钟,这一广场安宁一片,无论国营、私营商店不为再多赚上几个钱,而僵自地在这里再多站上一个小时。记得那一个黄昏,我在一幢幢风格不一的红色欧式小楼群里漫步,家家几乎都团聚在自己的屋前,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大人、孩子的笑声悠荡在红霞之间。而这个不仅仅喜爱啤酒,还喜爱音乐、体育的民族,随处可见他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开着破旧的敞篷车,放着音乐,开心地游玩在绿色的山丘之间。
　　这真的不能不让我重新审视我们东方人。我也曾多次地去过东南亚,无论是经济正在发展的泰国,还是经济十分稳定的新加坡,无数华人在我面前都有一副焦灼、紧张的面孔。记得新加坡一位十分儒雅的男士导游,薪水已在新加坡人平均收入的中上,而他下班后,还要去开出租汽车。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端着两只手,耸耸脖子说：“我们这里的人基本都有着两份到三份工作。”他不以为然,更让我不知道生命的存在怎么会如此这般潮流的顺理成章。
　　在海外,移民过去的大多是生意人,因此中国人的形象就是忍耐、勤奋、吃苦。无论在哪片国土,只要寻到唐人街,你就会看到哪怕深夜时,不论是餐馆,还是卖糖果的小铺仍闪着灯光,日日月月他们都是这样执著地等待着最后一个主顾。在这里,我却感到中国人在另一种意义上坚韧不拔的平和。然而,我仍是不能不问：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人类发展到今天，更要为了生存,从肉体到精神不再有温和悠闲之态了吗?就是你懂得了悠闲,你又享受到了悠闲的真义了吗?
　　在我身边,越来越看到国人中许多的富有者,他们确乎懂得了悠闲,他们开始喝起了XO,开着跑车在街上逛转,泡在歌舞厅里休闲到深夜。然而,我总感觉他们少了几分心智悠闲的和谐，而更多的是在那里摆虚荣,显示阔绰,虚空背后的一种“癫狂”。
　　我想说,并非我不要物质文明,也并非我们不想过富裕的生活,而在于我们追求物质文明和富裕生活的时候,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让我们所有的民众过着真正人的生活,我们一切努力的意义应该在此。
　　悠闲,我总认为,那是智慧的一种真正的贵族之气。那是识万物之根本,识生命之真性,将自己处在深深的和谐之中,与世俗有序的和谐统一。或者说自己就是一个和谐,而身心安谧祥和,生命真正具有一派勃勃生机。
　　人生是一个追寻,而不是一个欲望,将我们的每一片刻、每一时期都变成一个美、一个爱、一个快乐,我想,无论是普通的民族还是普通的人,都会神威自生,都会有着日深日厚的睿智和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