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长沙，大家仍然住的招待所，但已经不是去西藏时的那个“长沙饭店”了；省委组织部也来了人，但部长没有来。来的那位同志笑嘻嘻地说“欢迎欢迎！同志们一个来回好几千里，真是辛苦了。这几天部长工作特别忙，派我来迎接大家。”接着又说：“组织部已经通知各位的原单位，不需要另开介绍信，直接回去就行了。”见大家没吭声，他又加了一句：“听说有个别同志不愿意回来。革命干部嘛，都晓得服从命令听指挥。若真的还有什么具体问题，也只能回到原单位以后再说了。”明摆着，那“个别同志”指的就是我！我哪里还敢开口再说一句话？
　　
　　就这样，我跟着另外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衡阳。因为去的时候是“省委赴藏干部大队”，一切手续都由组织部门管，现在回来了，我这个连共青团员都不是的小小办事员，就只能去人事部门报到了。接待我的同志说：“上次进藏，你们服从组织的安排，高高兴兴地去了；现在奉令返回，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原单位，你直接回供销社办事处就行了。”我说：“好同志，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当干部实在不够格，您就让我到地区三塘农场去当工人吧。”我心里的“小算盘”是：先在那农场里呆着，等与赵队长联系好了，我还是要到西藏去！那位同志说：“那可不行。现在上级正强调干部专业化，少奇同志还专门作了批示。”我说：“我这一辈子，只是在1950年读了一年初中，搞计划统计工作满打满算也就半年多一点，还是一个没有出师的小学徒，哪里算得上专业干部？”听了我的这句话，那同志皱起了眉头说：“小王同志，我劝你还是收收心，安心回去工作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了。”这分明就是一道逐客令，我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间办公室。
　　
　　回到办事处，我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觉得干什么也没有兴趣。跟着其他人一起去几个县转了转。一次去衡山，住在招待所，房间墙壁上糊满了旧报纸。我从小就有看书读报的习惯，正好利用这“墙报”来消磨时光。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共青团中央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在欢送会上亲手将“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他们。报纸上还说政府鼓励知识青年自愿“上山下乡”，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我心想，自己的知识虽然不多，但青年总还算得上一个。现在地区的三塘农场不让去，我就干脆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我即刻向这次下乡的组长提出要回衡阳去。他不解地问：“我们刚来衡山，凳子还没有坐热，你就要向后转，回去了？”接下来，这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组长话锋一转，连腔调也变了味：“请别忘记了，您可是我们四个人中，资格最老，工资级别最高的一个人了，这次调查工作，还要靠您老人家来唱主角呀！”他用了五个逗号，外加一个‘老人家’和一个惊叹号才说完的一句话，那里面讽刺、嘲笑的钩钩有几多？！也就是他的这句话，更加让我铁了心！我二话没说，草草收拾起自己的小挎包，在那三个人“众目睽睽之下”，当时就去车站买票回了衡阳。方主任吃惊地问我：“刚刚下去就回来，有什么紧急事？”我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就是想去三塘农场当农工！”主任没有接腔，只是起身为我倒了一杯水……
　　接下来，小文来了。她说：“你人聪明，好好工作，前程无量。放着好好的干部不当，偏要去当农工，莫非是中了邪？”我反问她：“我戴着这顶地主+官僚的大帽子，前程在哪里？”小文前脚刚走，小赵又来了，他推心置腹地劝我：“你这个城里娃娃，哪里晓得农村有多苦？我可是贫农家庭出身，农村的情况清楚得很。你千万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说：“我没有受过你那些苦，趁着现在还年轻，正好去农村补上这一课。”李科长是最后一个来的。她说：“小王，你一来办事处我们就在一起，姐可一直把你当成了亲弟弟。姐年纪比你大几岁，但你书比姐读得多。你进藏前计划工作就干得挺不错嘛。现在怎么突然想起要去当农工？主要还是你那思想包袱没丢掉。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就像上次去西藏，条件要求那么高，全地区那么多的干部只选了四个人，为啥偏偏就挑上了你？这正好说明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选择’兑现了呀。咱中国有一句老古话‘三思而后行’，前因后果你可千万要想好呀！再说了，你又没犯啥错误，放着好好的干部不当，偏要去当农工，这也不合符党的干部政策嘛，还是好好想想吧。”又过了几天，父亲竟然也来了。他好像自己作了亏心事，一脸的歉意，低声说：“寿民，千怪万怪，只怪爸妈让你生在了这个家！可你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工作，党又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好政策……”没等他的话说完，我就抢着说：“我不要当这个干部，我就是想当兵！就是想学技术当工人！您讲的这些好政策能给我办到哪一条？”爸耐心地说：“我参加工作时是留用人员，那时候工资比你的供给制钱要多一些。后来工资改革我定了21级，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挪过窝。你现在就已经是22级了，只比爸低一级，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蛮不讲理地说：“我不要这22级！我就是要去当农民！”父亲好像再也找不出说服我的理由了，临走时他说：“你妈这几天好想你，回去看看吧。”那天傍晚，我回了一趟家。姆妈见到我时，却显得十分地平静，她让我坐在身边，拉起我的一只手慢慢地抚摸着。过了好久才开口：“你爹爹告诉我，说你觉得自己家庭成分不好，要求去农场当工人。他还告诉我，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主要看表现。他又说你这几年表现挺不错，小小年纪工资级别已经跟他只差一级了。这说明我的寿伢子这几年干的不错，也证明党的政策是说到做到了。为什么你谁的话都听不进，偏要一条黑道走到底？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能告诉姆妈吗？”我说：“这几年我还不错，那只是因为我遇到了好多好心人。”我就将郝部长、任部长对我关心和爱护的那些事情都告诉了姆妈。她听得直点头，嘴里不断轻轻地念叨着：好心人有好报，好心人有好报……
　　我们母子俩就这样坐着，再没有说一句话。好久好久，姆妈说：“我记得左拉说过一句话：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能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寿伢子，你今年十九岁，也算是个男子汉了。再好好想想。若是真的决定了，就要勇敢地走到底！”
　　这时候，我又想起在西安时赵队长对我说的那句话：“干脆跟着我到地质队去，能不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靠你自己了，但我敢保证，山沟里头的那些石头蛋蛋和泥巴块块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家庭成分不好而瞧不起你！”我心想，这才是一句大实话！但我没敢对姆妈说出来。我就对她讲：“现在有的人发牢骚说：当干部要有一支妙笔生花的笔，或者有一张口吐莲花的嘴，这样的干部才有好前程。我与这两条连边边都沾不上。但是到农场去当个工人，只要自己肯吃苦，就好比挑担子，别人挑一百斤，我挑一百一，‘表现’不用自己说，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听了我的话，姆妈没有再开口，她微微地闭上眼睛，像是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母亲又将我的一只手捂在她那双粗糙的手掌里，轻轻地问我：“寿伢子，还记得你外公吗？”我回答道：“自从回到衡阳，外公就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忆里的外公就只是一个老外公。”母亲微微一笑，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她好像又想到了什么，语调虽然轻柔，但语气十分坚定地对我说：“伢子，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十九岁，已经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了，自己的道路自己好好走！姆妈只送你一句话：走好自己认定是对的每一步！”
　　就这样又拖了一些日子，我忽然记起在当打字员时，见到过有关干部退职的规定，那里面有一条的大意是：不满现任职务，又无法安排新职务，本人要求，可以退职。
　　
　　就是靠着这一条规定，我，一个参加工作六年半，年龄19岁的“国家干部”退了职。拿着一张写有“不满现任职务，本人要求退职”，还盖着一个鲜红大印章的证明，领到了三百二十块钱的退职金，离开了办事处。这就是我——一个“另类人”，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干的一件很多好心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另类事”。
　　
　　我背着自己的小铺盖卷，手里提着一个装着洗脸用具的网兜兜，回到了家里。姆妈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声：“回来了。”接过我的铺盖后又添了一句话：“租来的陋屋，可没有你住机关宿舍那么舒坦，你就挤挤吧。”还是只有一句话！
　　
　　我立即给赵队长写了信，向他问好。但是我没敢告诉他，我已经退了职。恰恰就在这时，远在天津工作的六舅给母亲寄来了一封信。我没有了工作，成了一个闲人。但衣兜里还有三百来块钱，就决定到北京去看望外婆和舅舅。
　　
　　那时候，六舅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曾被派往民主德国学习归来的舅妈在北京酒仙桥一个对外也是用7字开头的电子工厂当工段长。那时候的酒仙桥还是北京美丽的郊区，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工厂刚刚建成，职工宿舍很少，舅妈就在离工厂不远的六公坟租当地农民的房子住。我向外婆和舅妈老老实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外婆什么也没有说，舅妈说：“你不就是想当工人学技术吗？我们厂正在招工人，要我替你打听打听吗？”这时候外婆立即开了口：“寿民放着好好的干部不愿当，偏要去当工人、农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那天说震如（我六舅）过几天要来北京开会，我看还是等他来了再说吧。”星期天，舅妈陪着外婆再领上我，到故宫和王府京的百货大楼转了一大圈，接下来就是：她每天按时上班又下班，我陪着外婆在家里说闲话。那一天六舅终于回来了，见到我一点笑容也没有，只是冷冰冰地对我点了点头，就喊舅妈进里屋去了，好半天才出来，一开口便训斥我说：“亏你还是个参加革命快七年的干部。你可晓得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你胡搅乱缠不听指挥就违反了纪律呀。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等我开完会再说吧。”过了好几天，六舅开完会回来，就领我去到距离天安门不远的府右街一处有武装卫兵站岗的院子，六舅出示证件之后，将我领了进去。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听完六舅的话，拿起那张退职证明看了看，又让我将退职的经过讲了一遍。女同志先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参加革命六年半，也算是个老同志了。现在年不满二十，无病无痛，身强体壮，怎么就想到要退职？这在过去战争年代，就叫做脱离革命当逃兵。这只能说明你平时不注重学习改造思想，组织纪律性太差了。”接着她放缓了语调，又对六舅说：“但是，衡阳那边的人事部门处理这件事也不够慎重，哪里有批准十九岁身强体壮的干部退职的？”六舅一直点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她对六舅说：“您回去让孩子写一份详细材料送到我们这里来，由我们批转到衡阳去。”她又回头对我说：“回衡阳后，要写份深刻检讨，领的那三百块钱也要退回去。今后可要好好地服从组织，安心工作！”
　　
　　在返回酒仙桥的公交车上，六舅还在不断地批评我、教育我，我可在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不敢顶撞六舅，但我也很不同意他说的那些话。我在心里对舅舅说：“我妈妈，也就是你的亲姐姐，那一年跑日本鬼子时你就跟着她，可那时候你也只是一个大孩子呀。到了贵阳，你说要去昆明上西南联大，母亲担心一路不太平不准你走，你就偷偷溜走了。我现在都快二十岁了，好多人在这个年龄，娶妻生子都当上了父亲，你还将我当成小孩子看！”那天晚上，趁着他们三人没注意，我也就学着六舅当年那样子，不辞而别溜出了舅妈家，坐火车回到了衡阳。
　　
　　回到家。姆妈说：“回来了。”也就是这三个字，完了。那晚上我起身去上公共厕所，才发现她还没有睡，一个人坐在门外掉眼泪。
　　
　　再后来，我就认识了姆妈邻居家的两姊妹，她俩的父亲那时候正在“劳改”（后来平了反），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的人。她俩在郊区一个蔬菜生产合作社当社员（那时好像还没有“插队落户”这个词）。我就托那位姐姐帮我去问问合作社的领导，能不能接受我去当农民？仅仅过了一天，那姐姐就兴冲冲地来对我说：“我们社长何满爹说了，只要你真的想好了，决定了，合作社欢迎你。”真的没想到，衡阳地区开出的那一张小小的退职证明，就让我顺利地下了一趟坐了六年多的“车”，也没有人要我将户口迁过去，现在又搭上了农业合作社这趟“车”。不久之后，合作社成立基干民兵组织，我竟然也领到了一枚胸章，成为一个光荣的基干民兵！我真的好高兴，又是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直到这次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在网上查了查，才知道解放初期国家就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确保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充足的商品粮，中央多次制定政策，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时为了稳定城市工业化的建设队伍，城市居民的户口与就业、粮食定量、社会福利都挂了钩。城市居民的户口，一般不会迁到农村去。
　　
　　在生产队，我每日里跟着其他社员挖土种菜、浇水施肥，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比起过去当干部，确实苦得多。但是我又想起姆妈说的左拉的那句话，我既然选定了这条人生路，就要坚决走下去，决不回头！想到这里，我立即给赵队长写了一封信。
　　
　　何满爹几次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这挖土种菜是个体力活，你过去没有干过，悠着性子慢慢来。眼下工分低一点，很快就能赶上他们了。”我感激地看了满爹一眼，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争气，当好这个临时社员的每一天！事后想起满爹的一席话，既是鼓励我，也在暗示其他社员不要歧视我。世上好人真是多呀。满爹是我遇到的又一个大好人！
　　
　　在合作社的那些日子，时光就像是一把刻刀，在我脑海里刻下了缕缕难忘的记忆。那年月，衡阳市近郊的蔬菜生产合作社，很少施用化肥，都是到市里去收买人粪、尿作肥料。衡阳土话，尿叫做“小淤”，每次生产队上街去买“小淤”，我就争着去。天刚蒙蒙亮，与几个同伴一起划着小木船去到市里的一个码头，栓好船，再挑起一担空木桶，几个人分头沿着条条小巷子，高声吆喝“买小淤”！这时候就会有人出门来应答：“这里来！”将人家尿桶里的尿水倒进空木桶，再递给主人家几分钱，将尿挑到码头，倒进船舱。等船仓里的尿水盛满了，人也到齐了，几个人轮流将船摇回生产队。然后一担一担又一担，将尿挑到菜地，掺上水，给蔬菜施肥……现在回想起来，五十多年前的湘江水是那样的清澈那么的绿，慢悠悠地向北流淌着。两岸满是绿树青草，空气湿润润的，饱含着花花草草浓郁清香味的空气一阵一阵迎面扑来，每吸一口，都感到格外地清新爽快，真正是沁人肺腑呀。遇到风和日暖的日子，湘江水仿佛变成了一条碧绿色的缓缓流淌着的液体玻璃，照在河面上的阳光被碧波划成无数面的小镜子，随着水波一起荡漾……
　　
　　回到合作社的菜地里，碧绿的黄瓜、又嫩又长的扁豆、紫得发亮的茄子，青里透红的西红柿，小灯笼似的红辣椒，还有那胖娃娃般的冬瓜……简直就是一个百果园！
　　
　　那时候，我天真地认为，现在我成了新社员，兜里又揣着个“基干民兵”的布胸章，原来的历史档案留在了人事部门的档案柜，我头上的那顶“帽子”也该被一起关进衡阳地区组织部门那柜子里去了。一想到这里，我真是轻松无比，底气蛮足。只要等赵队长的信一来，我就能够远走高飞上高原了，活着真痛快呀！至于眼下挑着尿桶满街吆喝买“小淤”，一没有偷，二不是抢，有那点值得害羞？有时候遇到个别人见到我挑着的那两只尿桶，就像见到了传染病人，急忙拿出手绢掩住鼻子，侧着身子从我身旁快步“逃走”，我就高声吆喝道：“那位小姐（或者是先生），请慢点走，千万别跌跤摔破了鼻子哟。你那么害怕‘小淤’，你天天吃的青菜可都是‘小淤’浇出来的哟！”这种“精神胜利法”，还是我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面“复制”过来的。可是有一天，我正高声吆喝着：“小淤”，只觉得扁担后头被人一把拉住了，回头一看，竟是老同学文懿！她二话没说，将我拉进了小院子，原来这里是她的家！她眼睛红红的，只说了半句话：“你呀你……”便没有了下文。又等了好久，她起身端来一盆水，让我洗洗手，接着递来一杯茶。我喝着那凉凉的茶水，她轻轻说：“哪天放几只空桶到办事处，以后进城收尿水，中午休息时你到后门来，求你再别这样子满世界吆喝了！”
　　
　　人们习惯将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之为母校，那么同学们，也就是兄弟姐妹了。
　　
　　我参加工作之前，就只是在衡阳市二中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年学。那时候，文懿与我同桌。1951年我参加工作当了通讯员，她还继续在上学。真正是山不转水转，后来在省供销社衡阳专区办事处，我们又成了同事，文懿对我就像是兄弟姐妹一个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俩哪个大）。1958年，我第二次终于去了西藏，在班戈湖还与她通过几次信。后来我调往拉萨，在去堆龙下乡的那些日子，联系中断了。1962年我回衡阳探亲时去找过她，听说她调到郴州林业局去了。
　　
　　我在写班戈湖的故事时，就从我的博客上收到一条消息说：“我是张汝元，现在在北京，电话是139……。”我真没有想到，一个分别三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联系上了。我也希望通过这篇小文字，能够知道文懿的通信地址，那该有多好呀。
　　
　　话归正传。与我“萍水相逢”的赵队长，在与我分别时像是随口说出的那一席话，还真正是一字一铁钉！那一天，我正同另一个社员两人踩着木制土水车给菜地灌水，那位同病相怜的下乡姐姐跑来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信封，竟是赵队长从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宁寄来的！信里说朱德副主席视察了青海，人们日报发表了“到青海去”的社论。又说国家急需开发西藏班戈湖，地质部命令青海地质局组建一个综合地质队进藏勘探，他就是队长。要我赶快给青海省政府接待处写信，要求来青海。我一分钟也没敢耽误，丢下土水车，立即回去写了信。可那时候没有特快专递，为了又快又“保险”，同样内容的信我就写了两封，一封寄“航空”，另一封寄的是“双挂号”。我心想，先让那‘航空信’快快地“飞”到青海去；万一在路上“飞”丢了，还有一封“双挂号”在后面保着险。接下来就是盼过了黑夜盼白天，那一天，总算盼来了回信！看完信，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连夜带了一只小挎包，几天几夜没合眼，转了好多次车，赶到了兰州，再坐汽车到西宁。赶忙去了接待处，递上他们给我的回信，接待人员瞟了我一眼，顺手递给我一张表，让我填好后交给他。我飞快填写好自己的简历，附上那张退职证明，一起递给了他。他拿着那两张纸，瞧了好半天，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疑惑地问道：“你不在花红柳绿的南方坐办公室，偏要到俺们青海高原来，这里的条件可比湖南差多了！你究竟为什么要来青海？”我说：“我就是看到人民日报号召年轻人来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就过来了。”他点了点头说：“说句大实话，我接待过了好多人，像你这样的可是头一个。我们要向领导汇报请示，你明天再来吧。”他的这句话，就像是往我心里头塞进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那晚上我一刻也没睡好觉。心里想，万一他们不要退职人员怎么办？再回衡阳去？身上的路费不够了先不说，就算回去了，哪里还有脸再见何满爹？那个晚上真的是好难熬啊好难熬！第二天天刚亮，我脸没洗牙没刷，肚子空空就去了接待处，大门紧闭，门外空无一人。一直等到太阳晒到那两扇门上，门打开了，我立即进去，还是那位同志，他笑着说：“来，来，来。咱领导说要见见你。”我跟着他进到内室，一位中年女同志已经坐在那里了。她先让我坐下来，接着说：“你从单位退职来青海，到底是为的啥？能将真实情况告诉我吗？”我就将这篇文章前面写的那些故事精简再精简，挑那最“精简”的真实内容告诉了她。我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是官僚+地主，根本就不是当干部的材料，可我要求去农场当工人领导又不准。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号召年轻人来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就退职过来了。”女同志说：“家庭出身不好，上级有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自己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就行了。但是我们领导说了，你在湖南就是干部，我们准备分配你到乐都县去工作，那里离西宁也很近。等将你的档案从湖南调过来，你再将退职金交出来，还能够恢复过去的行政级别。”我说：“领导同志，我若是去县里当干部，就不会来青海，在衡阳省事多了。朱德副主席视察青海时说青海遍地都是宝，我就是想去地质局当个地质工，老老实实学技术，为青海人民找宝藏。”听到这里，她好像挺满意，微微笑着站起身来说：“既然这样，那好，我们就介绍你去地质局。”
　　
　　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好人赵队长！高高兴兴地跟着他，进军班戈湖，总算是圆了我的西藏梦。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我觉得在人短暂的一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看似偶然，而又是必然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