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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城市，除了地委大院里面的高级人物住在小洋楼外，绝大多数人是居住在大杂院中。大杂院的好处之一是无论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绝对的开放而且广而告之，比如我的邻居家的女人骂孩子，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她的孩子一起倾听，或是哪个小们伴被爸妈打了屁股，第二天他就是想装做若无其事也不成，因为挨打时哭号的嗓门会出卖了他——好在那时候家长打孩子也不算什么特殊的事儿，包括我在内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是挨了揍，也不算是很丢人的事儿。 ——为了防震，整个大杂院各家都搭起了抗震棚，居委会红着眼睛喉咙里总是呼噜呼噜发出奇怪声音的主任拿着一根长棍子，督率着一伙年轻力壮的人，拿着一个大大的铜锣，每天深夜都挨家的巡查，就看谁家偷懒，没有搭好防震棚，或是谁家又关门睡觉了——他拿着长棍子隔着栅子呯呯地敲击关门的人家的房门，大骂着不听话的人们。比起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对居民爱搭不理的社区主任和委员们，那时不识几个字的居委会成员，是真的尽心心力地为人民服务的，尽管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有时布置什么事情时，嘴里还夹杂着国骂。 有了防震棚，小伙伴们又多了一个玩的去处——谁知道地震是什么东西，反正大人们说着可怕，可是小孩子们却玩得不亦乐乎，而且互相攀比谁家的防震棚搭得好，谁家的防震棚可以住几个人——白天的时候就在防震棚里捉迷藏，或是假装午睡，借以向搭不了防震棚的人炫耀。小伙伴们也立即分成小的帮派，有防震棚的人成了首领，可以邀请没有防震棚的人中关系密切的小伙伴到自家的防震棚里玩。 我们家住的地方是大杂院临街的厢房，只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没有地方搭防震棚，只能住在家里，于是居委会主任对我们这一排房子是格外的关注，每晚必然严肃地检查各家关门的情况。 由于不能搭防震棚，所以我们只能住在屋子里。而且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和鞋。别家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妈是拿着破布，把我们的鞋包住，头要朝里睡，说是地震时可以立即起来向外跑，而我爸则很认真地向我们布置一旦地震发生以后的注意事项：“千万记住，地震的时候，爸要先去背你姥出来，你们要紧跟着你妈，一定不要乱跑……” 不仅是孩子，各家各户也都在关注着地震的事儿，傍晚吃饭的时候，大杂院的小巷子里很清晰地听见有广播的人家收听广播电台的消息。街坊的王奶奶是河南人，是从关里逃荒过来的，每次串门和姥姥聊天的时候，都笑眯眯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话绘声绘色地讲着她年轻时河南地震的情况，总是把我们吓得象呆瓜一样，傻傻的半天不肯离去…… 我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再住在防震棚了，可能是雨季的来临，或是肃杀的秋天的开始，或是政治原因——总之，居委会的主任不再每晚用长棍子敲门了，而且有防震棚的人家也开始拆掉了这个设施——虽说是能搭得起防震棚的人家院子比较宽敞，但院子里有这么一个玩艺，进出委实的不方便。而这时，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后的一次全民性运动开始了。（吉林蓝宇，2016年5月24日）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