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见报了,好啊,呵呵。”父亲眯着老花眼，看着报纸上我的名字，很慈祥、很朴实地笑着，没有溺爱，没有炫耀，只那熟悉的笑声就给足了我踏实和坚定。
　　
　　我童年时期，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慈祥的、和谒的、平易近人的，因为母亲对我们管教很严厉的，所以我更加钟爱我的父亲。
　　
　　父亲为人老实厚道，颇得口碑。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是个大学讲师，那时我可能还在幼儿园吧，偶尔到父亲校园里顽皮，看到教室里一群大人端端正正地坐着，只有父亲一人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挥手激昂，心里骄傲极了，逢人便说：我爸爸管着许多大人呢。那种自豪的神态我现在想都能想得出来。父亲听过只是微微一笑。父亲的宿舍里会有许多零散的角票和零钱，我和哥哥去父亲宿舍的头等大事就是搜集零钱，好的时候，每人能得到一毛多钱，那对于我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呢。那时一分钱可以在大门口老太太那儿换回一兜子糯米糕。父亲也不阻拦我们，只是笑吟吟地任由我和哥哥翻箱倒柜。那时家境不是太好，听母亲说，夏天时父亲只有一件白色上衣，每天下了班，母亲就忙着给父亲换上旧的烂背心，然后把上衣洗了，不耽误第二天上班穿。回想往事的时候，父亲总是笑着说：“现在不是挺好的嘛！”
　　
　　父亲也有严厉的时候。从我记事起，父亲打过我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哥哥去姥姥家玩，中午姥姥烧了一只鸡，那个香味馋得我和哥每隔一会就跑进厨房狠命地吸两口气，顺势用袖子抹抹流下来的鼻涕和口水。姥姥笑着点着我们鼻头：“有多久没沾腥了，小馋猫。”那时候吃肉要凭票的，一般要到星期天的时候，才能够吃上一次肉。在我们巴巴的目光中，在我们吸溜着鼻涕的声音中，红烧小鸡上桌了。我和哥迫不及待地互相挤着、闹着、争着、吃着，房间里溢满了烧鸡的香味，夹杂着我和哥的争执声，嘻笑声，还有姥姥劝解的嗔笑声。下午姥姥送我们回家时，爱怜地诉说着我们争抢鸡肉的情景。姥姥走后，父亲很严厉地给我和哥哥每人头上一记“丁丁高”。从那时起，我记住了，无论在哪儿都要有个规矩，不能被人看做没家教、没修养。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打过我的一次，父亲现在还时时提起那次的惩罚太严厉了点。可自此我和哥哥都在父亲所划的规矩中长大成人。
　　
　　父亲很勤劳。记得早时我家很少去菜市买菜。每天早起六点多钟的时候，会有一个卖豆芽的挑着担子在院子里挨家挨户地喊：“豆芽子、豆饼”，这就是父亲的起床号。母亲当时是临时教师，所以工作起来更加辛苦、卖力。父亲爱怜着母亲，从不让母亲起早。买过两毛钱豆芽，父亲就开始淘米烧饭了。父亲上班一走就是一天，学校离家远，父亲下了班会马不停蹄地奔回家，烧晚饭，以减轻母亲的劳累，通常父亲烧好了饭，我和哥哥也写完了作业，母亲这时才能回到家。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吧，可能直到我小学毕业吧。
　　
　　父亲学校里的同事有许多通过关系都回到了市内，父亲厚道老实，不擅言谈。有一个长他许多年纪的同事，早先调回城市机关，有点实权，念及我父亲的才华和为人，调父亲回了城市，并在他退休后接任了他的职位。父亲不会世俗的一套，不因当了官就摆架子，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上级、下级对他都很敬重。直到退休，父亲才彻底卸下工作的担子，有闲心去想晚年的生活乐趣。
　　
　　父亲年轻时就酷爱文学、诗词，早期就有作品发诸报纸杂志，早在七十年代能在国家级杂志上见到只言片语，是多么不易，那时好象也就没几本杂志吧。退休了，父亲从工作中解脱出来，潜心研究诗词，不时在报端杂志又能看到父亲的大名了，父亲很满足、很幸福。继而老年大学又聘请父亲去教授诗词课，父亲欣然应往。创作诗词，授业解惑，结交文友，出版新作，父亲乐此不疲。
　　
　　父亲今年七十大寿了。父亲为人低调，谨小慎微。今年大寿，我本想请来他的学生、部下、老友，好好为他庆祝一番，可父亲不同意。说大家都很忙，自家人聚一聚，有那个意思就行了，不要兴师动众的。我了解父亲的为人，也没坚持。父亲六十大寿时，我没能给父亲祝贺寿辰，一直是我内心的愧疚，虽然父亲没说什么，可那是我心底隐隐的痛。我给父亲什么礼物呢？我揣磨着父亲的心理，父亲是个文人，应该希望儿女们能继承他的遗传基因，能在文学方面多一点点爱好吧。我试着把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并且出其不意地送到父亲的寿宴上，没想到父亲天真地象个孩童似的，拿着印着我名字的报纸，扬着，笑着，喝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然父亲大寿之际，能有这样爽朗开心的笑声，倒也是我做儿女的一份孝心、一份特殊的礼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