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也得爱劳动
　　——岁月划痕之三十二
　　1960年年底，我去紫河套食堂打饭，发现二两一个的饼子变大了，但软得像水煮红薯，一捏就是个坑。
　　对于这种变化，炊事员给出了解释，说这是用增量法蒸的。还说按照上级要求以后的饼子都得这么蒸了。
　　事后得知，不光我们食堂这么做，保定市的食堂都在这么做。市里在11月份召开了全市“吃饭大会”，要求在全市推广“增量法”。
　　“增量法”并不是保定的创举，据说那是人家辽宁省创造出的先进经验，后引起中央重视才在全国推广。这个先进方法的核心是在加工玉米面食品时，通过增加泡、烫、磨等程序，加大水分溶入，使食品在重量上有一个大幅增加。
　　不知别的食堂的增量法是怎么操作的，反正我们食堂就是在蒸饼子的时候，将原来的开水烫面，改成了用锅煮面。也就是将棒子面煮成稠粥，再把稠粥团成饼子的模样上锅蒸。食堂的人说，这可不是光个儿大了，营养还提高了呢，吃了肯定会红光满面。
　　不过，他们说的这些好处我没有体会出来。我感觉“增量法”就是糊弄肚子，与喝粥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水饱，尿泡尿就空了。而且这种饼子吃着没嚼头，没香味，以致我看到别人吃“不增量饼子”都馋得不得了。
　　那时，食堂还卖过人造肉。是食堂取经后自己做的，好像是用剩饭、刷锅水之类的营养液培养的什么菌。由于数月不知肉味儿，听说食堂卖肉菜，人们都抢着买，我们家也买了一份。我已记不起这种菜的样子，只记得是一种有汁的东西，味道不好，根本没有肉味，我尝了尝就不再吃。食堂试验人造肉的事虽然嚷嚷得很欢，可就卖了这一次，之后就无声无息了。
　　1961年春节前，食堂还供应了一阵子盐腌的圆白菜落地帮儿，虽说是经过水泡后又炒了一遍，还是难吃，又厚又硬，又苦又咸。那阵儿食堂就只有这一种菜，不爱吃也得吃。
　　春节过后，圆白菜帮儿都没有了，食堂又以苲草（一种常见的水草）代菜。苲草腥气，难吃。可那时青黄不接，没菜，能有苲菜接短儿也就不错了。当时不光是我们食堂处于这种情况，全市都是如此。为此市里号召全市掀起大吃、巧吃苲草的高潮。事后市里还对各地落实号召的情况进行了检查，据统计，全市区625个食堂共食用苲草500多万斤。为什么我能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呢？因为我查阅了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
　　我总担心我对当时的饥饿有了过度反映，会使自己的描述偏离事实，所以特意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以印证自己的记忆。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比我的记忆更详细，更准确，当然也更权威，所以我也当回文抄公，直接抄录几段权当佐证。
　　1960年4月9日-11日，保定市连续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遍及7县、1区、46个公社、321个村庄，共296起，中毒群众4055人，死亡60人。中毒原因：野菜中毒（主要是苍尔棵）死亡52人，药物中毒死亡4人，吃杏仁中毒死亡4人。
　　1960年9月28日，市人委对国庆、中秋两大节日副食供应做出决定：本年我市生猪收购、上调、出口各项任务完成得不好。据此，两大节日猪肉不作供应。
　　1960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省军级党委转发了河北省委批转《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
　　1960年11月29日，市人委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就我市当前人民生活情况及主要工作，向第六次人民委员会议（扩大）作了如下汇报：
　　1、吃饭问题。全市（含县）共建农村食堂25948个，现在绝大多数食堂每人每天吃粮4两（还有4661个食堂吃粮不足4两）。
　　2、治病问题。据8县统计，各类疾病患者187541人（其中：浮肿病53829人），占普查人数的百分之五点八。
　　3、穿住问题。据查，全市缺棉衣的83266户，194896人，缺棉衣196112件，缺棉被43156条（29943户）。有16024户，60440间房屋急需维修。
　　1961年1月10日，市委发出“关于大搞群众自给性代食品的指示”。截止7月中旬统计，全市共采集各类代食品（山药叶、树叶、野菜、苲草、皮条等）347万斤；生产蘑菇47190斤、小球藻浓缩液34万斤、液体人造肉60729斤。
　　1961年1月，月底统计，全市区共有浮肿病人10479个。1月份市区共死亡311人。
　　1961年3月31日，保定市区已恢复起南奇、大汲店、富昌屯三个农村集市。上市物资主要是蔬菜、副食品、代食品。价格较牌价高达十二至十三倍。如白菜每斤四至五角，萝卜每斤五角，姜每斤十六元，猪肉每斤五元，羊肉每斤四元，鸡蛋每个六角，棉籽油每斤八至十元。（当时工人月工资一般三十至四十元）
　　印象中1961年春节过后，食堂组织批斗了管理员叶老师。原来叶老师在给儿子操办婚宴时，用的是食堂的白面，据说有一袋之多。这在当时可是犯众怒的事，粮食就是命，你敢一贪污就是一袋，还是人们轻易吃不上的白面，人们能不火吗？于是就有人动手打叶老师。还是主持批斗的领导政策水平高，及时加以制止，才使得叶老师免遭更多的皮肉之苦。
　　大概在叶老师被批斗后不久，我们的食堂解散了。这下我又可以吃到自己家做的饭了，再不用抱怨饼子越蒸越小，给菜不满勺了。
　　谁知好事引出了坏事，食堂不给做饭了，母亲竟然让我帮她做晚饭。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正是贪玩的年龄，自然不愿干这种女孩子才干的家务。可不干也不行，母亲下班晚，回来再捅炉子做饭（顺便要做出第二天中午的），要折腾到很晚。所以母亲让我放学后先捅开炉子，火旺了之后就烧一锅水，水开了就在锅里放入已经用凉水泡过的玉米面，熬一锅粥。如果此时母亲还没有下班，就烧一壶开水烫一盆玉米面，再蒸一锅饼子（程序母亲已交待清楚）。在熬粥、蒸饼子的间隙，我还要择菜、洗菜，开始时等母亲回来炒，后来我就上手炒了。
　　在干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我可以随时请教同院的王大娘。她不仅口头指导，有时还会过来示范，所以我很快就能熟练操作了。
　　当然，只要母亲一到家，我的工作就可以立即中止，跑出去玩了。
　　那时候老师留的作业少，能很快就完成，如果是现在肯定能以做作业为借口，推掉这个活儿了。
　　有时候家里没菜，我还得去菜店买菜。一般我都去城隍庙前边那家大菜店。那时除了冬储大白菜要票，其它菜不要票。虽说不要票，但供应还是紧张，人们都早早去排队，见了鲜菜就抢。等到我放学后再去买菜，基本上就只剩没人要的烂菜了。可烂菜我也得买，不然没的吃。这些烂菜菜店都给分了堆，几分一堆。有一次我发现，我买完之后菜店就把剩下的都倒进垃圾箱了。
　　我能很快地担当起做饭的重任，与母亲对我从小就进行了劳动教育密切相关。在我五六岁时，母亲就开始支使我干活。那时母亲还没有工作，而且就我一个孩子，并不忙，她非让我干活，肯定是为了培养我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记得母亲第一次让我做事，是让我帮她买东西。她要做饭了，发现没有酱油，让我去买，我不愿意。她说孩子大了就要帮助大人干活，还教给我：“到了‘全兴’，你就对柜台里边的人说，我打五分的酱油就行了。”“全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酱园。我照母亲说的那样，顺利地把酱油买了回来。母亲很高兴，但除了口头表扬，并无其它奖励。
　　后来，我在和小伙伴玩“藏闷儿佬”（捉迷藏）的时候，母亲又喊我去买醋。因为我正好是“捉”的，小伙伴不让我走。我答应小伙伴们快去快回，便拿上钱和瓶子往“全兴”跑。到那儿就喊：“买五分的醋！”可一看手里没有了那五分钱。我顺原路往回找，没有找到。小伙伴们听说我丢了钱，也帮着找，还是不见那五分钱的踪影。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很不高兴，翻出了旧帐，说我干什么都慌里慌张，没有一点稳当劲。还让我向同院的小儿学习。我无话可说，斜着眼听母亲的训斥。最后，母亲又给了我钱，我又去了一次“全兴”。
　　之后母亲让我干的活儿是攥煤球儿。从老家来到保定后，取暖、做饭都用煤球儿炉子，而烧煤球儿就会剩下一些煤面儿，母亲舍不得丢掉，经常攥煤球儿。可她攥的时候还要叫上我，我只好牺牲玩儿的时间陪她。每次攥完煤球儿，手都是黑黑的，用肥皂都洗不干净。
　　母亲还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倒水。刚开始时倒在院里的渗水井，还比较方便，后来院里的渗水井填死了，就得倒到院子外面的地沟。这个地沟的沟口位于连接上下坡的三阶石台的北边一点儿，不知那时我为什么那么懒，总是隔着石头台阶向沟口泼，经常倒在台阶上。
　　大概在1956年，我们胡同的南口装上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一桶一桶地买水吃了。自来水的水费每月每人只交几分钱，母亲很高兴，可我却有了新任务——和母亲抬水。那时我刚七岁，力气还不够大，抬水时总是一摇三晃，尤其是到了那三阶石头台阶，更是提心吊胆。如果此时台上有水或者有冰，我便会暗骂倒水的人。此后我倒水都尽量倒入沟中，以防自己害自己。
　　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提水。一般是提半桶，晃动着前进，晃动的节奏要与步伐协调，不然会磕在腿上。可这节奏并不好把握，偶有错乱，溅起的水就会弄湿了裤子。
　　十岁之后我就开始挑水。用的是王大娘家的扁担和水桶。我挑那两桶水感觉很吃力，总用双手向上撑扁担，好像那样就能减轻腰的负担。
　　最让人心烦的是挑水还得排大队。整个胡同都用这一个水管，水还很弱，比小孩儿尿尿强不了多少，有些还只嘶嘶响，流不出水来。一般接一桶水要十来分钟，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都是常事儿。有人嫌排队烦心，就半夜起来挑水。
　　母亲让我做饭之后，我还得担负了排队买粮、买煤的任务。那时每月的27号可以买下月的粮食，而此时我们家的粮袋已经见底，可能像我们家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一到那天粮店门口早早就排起了长队。
　　没有排过队的人不知道排队的苦处，在长长的队伍中间，直直地站着，腰酸背痛，要考验你的体力。半天向前移动不了一点儿，急得让人想发火，还要考验你的耐性。
　　买粮一般排上三四个小时才能轮到开票，开了票还要排队等着称粮食。开票前母亲肯定准时赶到，不过我还不能走，要等着称了粮食帮着母亲往家背。
　　买煤排队大约是1960年实行了购煤本之后的事。由于规定的供应量偏低，只能勉强烧到月底，所以一到月底煤店也排大队。排到后开票买煤时，可以选择自己拉和煤店派人送。我们家没有车（全胡同都没有）只能选择送。
　　由于开票时已约定了送煤的日子，家里还得安排人等候，有时我就请假干这事儿。送煤的收了你的发票，还不给你送到家，而是给倒到胡同口。我的任务就又来了，要一簸箕一簸箕地倒家里倒。
　　我们家的煤放在了床铺底下，倒煤时我要尽量往里放，不然铺底下放不下。可烧一阵子里边的煤就够不着了，我又有了任务，得钻到铺底下把里边的煤倒到外边，每次都弄得黑头黑脸。
　　另外，我还得摊煤茧。烧煤剩下的煤面儿，开始由母亲和我攥煤球儿，后来就由父亲摊煤茧。到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一直干到去兵团。
　　对于母亲的劳动教育，我基本是接受的，唯独做饭有些抵触，觉得不应该是男孩子干的，特怕别的孩子说我是“小妇女”。另外，就是做饭占用的时间过长，太影响我玩了。因此，放学之后我往往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到马号的书场去听会儿说书的，或到小人书铺去看会儿小人书。
　　为不让母亲察觉，我从马号回家后会急手夹脚地干活儿。可着急就容易出乱子，有一次熬粥时我竟然没有在炉子上放锅，就直接往火上倒了一舀子水。炉口轰然爆出一团带土的蒸气，扑得我满头满脸，虽没有灼伤，但还是很难受。炉子也被浇得奄奄一息，做饭自然是耽误了。母亲回来我只好编瞎话，说到家时封的火已灭了，又生了一次还没有生着。
　　我做饭一直做到上中学。上中学有晚自习，下午放了学再回家做饭、吃饭，就会迟到，所以放了学我就在学校玩儿，等上完晚自习再回家。这样我也就名正言顺地不做饭了。
　　接我班的是大妹妹。我上中学的时候她才八九岁，她什么时间正式上的岗，我已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