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最近盘点了四起“官谣”：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曾称污蔑；夜店欢迎局长光临？官方称恶作剧；视频揭穿治超办用拳“文明执法”；官员现身不雅照，执法局否认是同事。还在每一则“官谣”后面配发了网友的点评。（8月29日《新京报》）
　　
　　广义上，谣言是指利用各种渠道传播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但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按照传播学理论，谣言的产生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便会不攻自破。故此，终结谣言的不二法则，即是让真相浮出水面。
　　
　　信息传播的无缝衔接，使全民进入了沸腾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成为信息发布源的可能。基于此，出现不同性质的信息，或真或假、亦虚亦实，信息量的爆棚，加大鉴别难度、增加行政成本不说，一旦虚假信息呈几何级的散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以著名“民谣”为例，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之流的落网，正是因其行为已威胁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造成一定社会恐慌，并导致部分民众的主观价值判断出现偏离。在言论自由的法治框架下，盖以诈骗罪治之，民众是为拍手称快。所以，“民谣”已如过街老鼠，人人痛打。
　　
　　较之“民谣”，基于“官谣”的社会属性，其危害性无疑将更大。一来会损害政府公信力，跌入“塔西佗陷阱”难以自拔；二来“官谣”握有的行政权力，使必要的监督及惩治机制形同虚设。在司法界定上，并无“官谣”治罪的明文条款，但《公务员法》有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散布谣言”的，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官谣”造成不良后果的，“造谣者”就有可能被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但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很多“官谣”会受行政权力的插手，很少有“造谣者”被追究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官谣”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最后竟不了了之。
　　
　　依照法理，若有公职人员违规违法而被举报，其所在部门应立即着手调查，及时公布事件真相，但“官谣”公然背弃了信息公开原则，本应直面民众的质疑声，却不料是抱着“护犊子”侥幸心理及“能忽悠一个算一个”的鸵鸟心态，急于掩盖事实，混淆视听，造成官民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官方对民众的冷漠，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都将在公共事件里得到最好注解。
　　
　　据党政纪律，需问责的“官谣”操作者没被问责、需追责的“官谣”幕后者没被追责，却对“民谣”大打出手，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同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与倡导“正能量”的社会主旋律格格不入，其用心险恶、不讲党性，可窥一斑。
　　
　　盖楼难，毁楼易。一旦政府的公信力被损害，若要重建之，岂非一日之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因“一粒老鼠屎”而打坏整锅粥，要付出的沉重代价，你我可想而知。
　　
　　故此，在打击“民谣”的同时，更要打击“官谣”，让造谣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为破坏公信力的行为买单、为出卖灵魂的良心赎罪，还社会一块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