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祖父祖母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饱经战乱和饥饿的折磨之后，早早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父亲年七岁，他的妹妹仅四岁。父亲兄妹便成了无力养活自己的孤儿孤女，靠乞讨为生。50年代，人民政府在高石阶分给父亲一间木板房子，那是村上的公房，从此定居下来。村上就在这里批斗韩老六，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山响。高石阶非常热闹。像父亲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同志们”常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中坚力量，因为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算账，也学会了写字，算是农村中的文化人。父亲成人之后非常能劳动，打田栽秧，肩挑背磨的农活，样样都行。因为在农村中表现特别好，还当过贫协组长。自从跟我母亲结婚后，在高石阶先后生养了三个孩子。太窄的木板房子就住不下一家人了。于是父亲就决定要到外面去另修新房，修一座能住一家人的新房子。
　　后来果然如愿了，在离高石阶不远的地方修起了九柱三间的大瓦房，四棱上线的高高的石柱子。当时，都已经60年代末了，只要有人路过，就会夸他能干，他也常以此自豪，并以此鼓励我们，说将来我们这辈人就不愁房子了。并以此为理由，让我们做这做那。我因为长年肚子吃不饱，老饿饭，就不想做。他就拿条使牛的桑条打我，原因是我好吃懒做，将来不是好东西！打痛了的我就顽固起来，说：
　　“我不住你的房子，我不要你的房子！”
　　这句话便成了父亲教育子女的重要借口。立即把我们兄妹五人都跪到阶沿前打了一次“满堂红”。新房子里我们的人丁增加到了８人，我已经是四个弟妹共同的哥哥了。
　　可人口在增加到８人之后，家里的经济就相当窘困。尽管父亲母亲都早出晚归，还是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粮食不够吃，尽管红苕半年粮，也解决不了问题，更不说钱了。一角七分钱一斤的盐巴都买不起，三角八分钱一斤的煤油也要赊欠。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以廉价赊进胆巴，鸡叫头遍就空着肚子，挑着百把斤的担子，翻越30多里的山路到仁和场去卖，到了那里天才亮。每当他回来时，我们都看到他的喜悦的表情，有时能嫌几元钱，有时几毛钱。把赊欠下的胆巴钱还了。因为我们本场正在打击投机倒把，他的这种行为正是投机倒把啊，所以才舍近求远到仁和去的。自从父亲做起了生意后，我们粗茶淡饭也有进口的了。特别是过年能吃到两样：一是玉米花，今天叫爆米花。锅烧烫了之后，倒进带刺的玉米粒，几下翻炒，就有玉米爆破。父亲总是在这个时候用大竹筛罩在锅上面，等放鞭炮的声音稍停，就连忙起锅。我们兄妹总在锅的周围的地上等着逃跑的米花，捡起来就吃。趁热，父亲会给我们吃几颗，然后就迅速地包扎起来。等过年了，他的妹妹带了孩子来才能吃。还可以吃到肉，至少年三十能吃肉的。
　　孩子多了，家里热闹了，房前的坝子窄了，房前的坝子又成了父亲的心病。不但窄，并且前面还是高高的绝壁。他担心我们跳闹时摔下去，就决定在房前进行疯狂扩张。一有空就搬石运土，硬是把后檐处的碎石、散土一担一担地运到屋前，硬是一层一层地铺石，使前坝几公分几公分地延伸。此项工作持续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前方的坝子能把他所有儿媳、所有女婿、所有孙子辈、所有本家子女集中起来，摆上几桌都不觉得挤。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家中的情况出现了好转。先是我工作了，那些弟妹们也相继工作了。如果说，以前九柱三间的大瓦房是他的一时的骄傲，那么这些子女响当当的金饭碗更是他永生的骄傲。这时，土地包产到户了，许多农民外出务工了，父亲就以奸商的眼光，一下子充满激情地广泛租种打工农民的土地。广泛养猪养牛，同时把过去没学会的手艺都学会了。能电工、木工、也能杀猪了。把过去会的手艺巩固得精益求精了。他常自豪地说：“除了不会杀人，什么都会了。”土地有了收入，零星的收入每日都有，子女们的供奉也日渐增多。加之他对自己非常吝啬，我知道他抽烟的，买一条“红梅”，他就拿去换成二角二分钱一包的“天平”来抽。于是渐渐地余钱多了。
　　这个时候，他就要求修洋楼，我们都反对，理由是我们都不在家住，修好了，以后没人住时不好处置。但他坚持要修。原因：一是他手上有八千元钱现金；二是即使我们不在农村中住，他也要住一辈子；三是兔子沿山跑，还是离不开旧窝窝，说不准谁个还会回来的；四是邻家修了一座两楼一底的洋楼，是封闭式的阳台。父亲的性格我知道，比较阴暗，见别人有啥，他就想啥。就是看到我用电脑，他都动了心的，只可惜他用不了。更何况邻家也是做农民的，都有这么一座洋楼！事实上他的心里想法是，你有洋楼，我凭什么没有？在大家意见没有统一时，他就行动了。
　　那一天的早上，一个长长的货车车队就出现在我们村，我们村哪见过如此阵容！后来车队直开到了离我家仅有200米远的地方。车上走下父亲，一脸的严肃，一脸的满足。拉的是砖、水泥、砂、钢筋。本来，车队是可以直接开到家的，但被先有洋楼的那家人前檐的一棵树——是杯子大小的石榴树挡住了。石榴树像个前倾的老人，把树冠伸向路中，而且树冠非常低矮。就是我们的小汽车或摩托、自行车都不能通行。以前我们就多次密谋，要把这棵石榴树谋杀了。表示人家就是要5000元我们也要给他砍掉。可那时，父亲不准啊。他说，这明明就是一棵坑人树！他坑我，我也一样把房子修好，才是好汉！一句话，他才不愿意求人家呢。正因为有了这树，使父亲的建材出现了二次搬运。这之后，就是他用板车一车一车地把这些东西拉到家里。父亲一个人坚持要在原基上建房。原因是，现在这么宽的地基是他几十年侵略扩张的丰功伟绩，不能就这么丢了，要让这块地基发挥作用。换言之，不能让他几十年的心血白费了。可还没等到他拉完，就倒下了，住进了医院。头疼耳痛，面斜嘴歪。检验后确认是乳突炎、慢性中耳炎急性发作、三叉神经疼痛，数病齐发，直害得他脸肿得如同发酵的面团，并且皮肤薄得像要暴裂。见了的人都说活不长了。
　　听说父亲病重，我们兄妹先先后从成都、南宁、乌鲁木齐、上海、广州赶回家。我们的意见是，先治病，病好后，再修房子。父亲说再不动工就雨季了，水泥也没有用了。并表示，他就是死了，房子也要修。同时，如果治病花钱太多的话，那就不治了，省下钱也要修房子。面对这种要房不要命的人，我们都很生气，没法理解他的举动。我们护理了大约一个月，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多次要求出院，医生说：
　　“你的生命你负责。”
　　谁知道他竟跟医生干上了：“你所谓的负责，只不过是你们医院生意冷淡，难得收治一个病人的借口！只不过是你们看到我的子女们都有钱，借机赚几个钱罢了。”
　　医生见他态度如此恶劣，放行。回家就修房子。兄妹们无奈，只好你八千，他三万地投钱，新房子继续施工。他就拖着病体到工地上指手划脚，哪匹砖不端，哪里的材料又浪费了。总之，是跟施工队干了几场，新房子修起来了。
　　现在，父亲在七旬之后，他自豪的内容就更多了，一是子女们对他孝敬有嘉；二是孙子中有几个读重点大学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有这三间两楼一底，磁砖贴墙，铺满地砖的、标准的套房，是全村绝无仅有的、洋楼的典范！
　　住进新楼的父亲对新楼的爱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来，他有乱吐痰的习惯，因为爱吸烟。现在烟也戒了，原因就是吸烟时烟尘飞扬，烟雾污染新房，会把乳胶漆墙面熏黑。同时，吐痰不卫生。把那些家具每日擦拭。地板砖每天拖两遍。喂猪、干农活后回家，得把劳动的衣服脱下，换上干净的衣服；脱下泥鞋，换上干净的拖鞋才进洋楼。有农民来访，他都不准人家进洋楼，而改在厨房会客。但有一条，我们兄妹五人任何时候回家，都可以到小洋楼里随便吸烟，随便丢果皮，随便污染，他不心疼。但有一条，他亲自打扫是非常及时的。
　　可是，他的视神经已严重破坏了，不能恢复了，得打个拐杖才能行走，他的面部神经害得他是永生的面斜嘴歪了，他的慢性中耳炎，一直没有得到根治。
　　如果说那座九柱三间的大瓦房是他一时的骄傲，子女们的健康幸福是他一生的骄傲，那么这一座新洋楼肯定是他人生最后的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