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烈火熊熊。
　　几个匪兵退到墙边，对着那人举起了枪。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火光映红了那张被痛苦和悲愤扭歪了的脸。烧焦的皮肉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那张脸一颤，点点汗珠滚落下来。
　　“鞭子……是你的，骨头……是我的，你要打要杀都……都……可我就是变成鬼，也要……也要……”
　　一排准星对准了那嚅动的嘴唇。
　　枪响了……
　　
　　我用一串圆润的黑点结束这段话，来表达我的意犹未尽。当我落下这最后几个圆点时，窗外的小鸟开始鸣啾，片片树叶闪烁着晨曦，我手下的这篇文字和黑夜并肩行走了一路，此刻双双到达了终点。所有的腥风血雨都已随着黑暗一同隐退，隐退成一个遥远的梦境。我现在还记得那感觉。热血在我太阳穴中跳动，眼前的一切都出奇的清晰、发亮，界限清楚；身子轻飘飘地浮动着，握笔的手腕抽筋一般的发酸却又舒适，凭借着一种惯性它正在跃跃欲试，渴望着一头扎进纸里，渴望着写，写。我确信自己会这样不知疲倦地写下去，写下去，我从黑夜中编织出来的这些文字将像一棵树，将把自己的枝叶伸进白天的阳光下；将像一条流淌的河，连绵不绝地流进将来的日子……
　　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唱红歌放红剧写红色的文章，这不，作为报社资深记者的我，被报社领导指派到了这川北平原的小村庄，写一篇烈士传记。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老成持重，我给自己戴上了眼镜，脖子上挂着一架报社刚刚购买进来的佳能照相机，右肩上再背上一个黑色的挎包，里面装着录音笔、采访本，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拍了上百张墓碑、旧桌椅和大刀、长矛的照片，钻进档案馆翻阅了许多发黄的纸页，和那些口齿不清的老人们一起坐在院头上回忆往昔的岁月。
　　短短几天，我就写出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烈士传记，对这文章，我是很满意的，因而在完笔之后，便在想象着文章发表后好评如潮，得奖不断的光明前景……
　　事实上，这篇传记在发表后不久，果真也获了奖，一个带学术味道的、面孔和品行都十分端正的奖——“社会科学奖”。而我要说的是，它和我下面要讲的故事，一个我在采访和写作这部传记时经历的故事，却有一种奇怪的反差。
　　我的主人公牺牲于八十多年前，死前是这一方的中共县委书记。他曾在学生时代就领导了一场赫赫有名的农民暴动，之后远走他乡，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大搜捕前夕，他把逃跑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却留了下来，直至牺牲。我们这篇传记故事开始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座农家小院里。院子里除了我之外，还有提着一条腿打量着我的灰母鸡、一只半睁着眼睛趴在地上的黑狗，以及一位正埋头看我前面提到的那篇传记的男人。
　　这位名叫继红的男人是烈士的遗腹子，尽管他老爹死的时候此人还没来到这世上，知道的也就那么一点点道听途说，对我的作品却有审查的权利。对此我无话可说，我知道，这是党史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继红皱着眉头看完我写的传记，却没有说一句话。他翻动稿纸的频率似乎快了一些，给我留下了草草浏览的印——事后证明这印象是错误的。我不相信眼前这个庄稼人能有如此的阅读速度。我急着想听他的评价，但他仿佛在故意卖关子，只字不提传记，却将稿子往条凳上随便一扔，大手一挥，很有气势地大喝一声：“唐记者，我们先吃饭!”
　　放在托盘上的午饭端了上来，我们埋头吃饭——在继红揭开那托盘，我才知道这不应该叫吃饭，而是吃面条——里面两大碗面条，一碗蒜苗炒腊肉，两根当地人佐餐的大葱，一碟香气四溢的油辣椒。盛面条的粗瓷碗奇大，将近半个篮球，当地人管它叫“海碗”，十分恰当地表达了它的阔大和气势。不要说吃，就是端起这只碗，没有相当的腕力是不行的。
　　我就遭遇了这种尴尬。我不能像对面男人那样，叉开双腿，大手一张端起那海碗，悬空架屋十分张扬地吃，却只能将碗放在桌子上，十分拘谨地低着头去就那只碗，加上处在等候评价的被动位置，这样，在我的感觉上，就先有了低人一头的自卑。
　　“那时候干革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豁出去啦！换现在，谁干？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人的JB卵蛋，都阉了，再有就是人心坏啦！”
　　对面男人突然大声感慨，我急忙抬头，等着他接着说下去，我以为接下去他会提起我的传记并作出评价了，但是没有，他的嘴现在又被绵延不断的面条占据了。他凝神注视着地面，大葱在嘴里嘎吱作响汁液横流，又沉浸在某种遥远的思绪中。
　　从我坐的这个地方望去，院子的对面有间柴房。这柴房通常没有窗户或没有门，或有了窗户却没有用东西遮蔽，是当地人用来堆放玉米秸、麦秸和柴草的地方。我注意到继红的柴房比一般人家收拾得整齐，门是能够从里面上闩的那种，窗户也用一块油纸布从里面遮住了。此刻，那扇门突然“吱呀”一响，向里面微微敞开了，却并不见有人出来，也不见开门的人，仿佛那门是自动打开的，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里面打开了。
　　与此同时一阵奇怪的声响从屋里传了过来。这声音似人非人像一只快咽气的鸡痛苦的长啸，又像一扇年久失修的破门吱啦的声响，其间还夹杂着将气吹进水中的咕噜，它曲曲折折时断时续，在寂寥的空气中猛然绽开又缭绕不绝：咯——哦、哦、哦，咳，咳，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
　　继红和他的媳妇——一个走路没有声音、几乎永远保持沉默得像哑巴且长相极其平庸的一个女人，俩人均没有反应，显然他们对这声音已经有免疫力了。
　　哦——哦——咯，咳，咳，咳，继红哩，继红——呼噜噜，哦……
　　继红依然面不改色。
　　咳，咳，继红哩——继红!继红！
　　声音越来越大，再对它置之不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继红把筷子啪地往桌上一摔，脸沉了下来。
　　“把食给喂上！”他愤怒地对女人吼道。
　　望着女人端着饭走进柴房的门，我问：“是谁?”
　　“我三叔。”继红愤愤地说，“一听见吃饭就这副要断气的样子，还说是耳聋呢，JB！”
　　柴房里的活物终于出现了。我说活物是因为这老人不像从娘胎里生出来的，倒像从柴房里长出来的。枯草般垂肩的长发，树皮样皱缩的面孔，弯树状佝偻的腰身，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血肉之躯相距甚远，却和那些玉米秸、干柴、麦秸和棉花秆浑然一体。只有那辨不出颜色的破裤子与柴房无关，但它又是那样的危危欲坠，被一只抖索索的手捏住。
　　他的眉毛很特别，灰黄的几根长长地交着，蝴蝶触须般颤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寿星眉。可这寿星眉下的眼睛，深陷浑浊的眼睛，是那么惊恐地望着你，在这种目光下你无端地感到惭愧，只想赶快逃走。
　　然而这两道寿星眉我是见过的。这老人分明打动了我。
　　作为一种血缘特征，绝大多数的张家男人都有两道寿星眉。浓密、旺盛的两道，轮廓清晰走势平稳，长长地躺在或高耸或低平的额头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长越来越淡，最后凌空出世几根，定型为蝴蝶的长须。我曾经见过一张张仕龙烈士在起义中和诸多志士们的合影。照片上的相貌早已漫漶不清，那些林立的土枪大刀和屹立的人群已经退化成一片模糊的树林，但我还是从站在最前面那个人的脸上，发现了这标志一般的寿星眉。
　　这发现得到了当年的参加者的证实。他们说，这是张家人的眉毛，这个男人，就是叱咤风云的张仕龙。张仕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加上这两道特别惹眼的眉毛，让人记忆深刻。同样，在一份敌伪档案的行刑照片中，我也是凭着他的这些特点——尤其是这两道寿星眉，一眼就认出了我的主人公。不过这时他已经闭上了眼睛，躺在一堆狼藉的断臂残肢之中……
　　据说下达对他的缉捕令是是国民党南京陆军总部发出的。四川方面的军、警、宪接令后，不敢怠慢，二十四小时后，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当敌人冲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教一个孩子识字。抚摸着那孩子的脸他微笑着说，叔叔出去散步了，你不要害怕。
　　他从二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敌人押着断了腿的他到了县城。几经严刑拷打，他仍然守口如瓶，拒绝供出自己的同志。他们将他押到广场上，周围站满了围观的乡亲们。他却大声向乡亲们揭示国民党反动派们的黑暗，号召大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打倒反动政府，创建一个光明的世界。他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于是，他的喉咙被割破了，他很渴，请求人们给他水喝。一个农民端上了一碗水，当他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那水顺着割破的喉咙流下来，变成了血水……
　　我的主人公被抛尸刑场，和那些众多的死刑犯一起。据说当局的计划是在次日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县城的门楼上示众。
　　但他的亲属们抢先了一步。他们用重金收买了看守的士兵，连夜将尸体偷偷抢运回来，掩埋了。据说他们是拉着一架木头小车走了几十里山路摸黑去的。夜色中，他们是不是依照着这两道寿星眉，才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就像我从照片上找到他一样，我就不知道了。
　　这夜色寻尸的一幕曾激起我无限感慨——
　　夜黑风高，血雨腥风，悲愤的亲人、绵延的山路、艰辛的跋涉历险，这一切的终点，就是那座至今仍然屹立在张家土地上的坟。为了躲避敌人追查，亲人们不敢为坟墓立碑，而是在坟墓旁种了一棵槐树作为标志。这槐树历经饥荒、兵乱、旱灾和几十年的风雨，竟然存活了下来。树的存活就意味着树下的坟墓的存在。我深信这其中的意义不同寻常。史料中记载这一带曾发生过多次大饥荒，人们的疯狂采摘和盘剥树皮，已经让成百上千棵树木枯死了，而在这贫瘠的地方，一棵经年大树对那些不够富裕却又需要修缮房屋的农民，有着绝对的诱惑。我深信，没有某种信念和意志，没有亲人的呵护，这树是不可能活下来的。这树木，这坟，已经不是简单的树和坟，它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标志，一个象征。
　　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传记里，作为其中最升华最激情的一笔。我来到这个小山村，在拜访了烈士的遗孤张继红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坟。
　　二
　　
　　乡村的午后十分安静，歇息的农民们正在各自的家中吃饭，炊烟袅袅，村道上空无一人。我们穿过村中凹凸不平、被晒得坚硬的板结土路——在雨水季节它无疑是一片泥泞，来到村外的田野中。午后的太阳正半隐在云朵中，泛黄的小麦在微风中摇曳，再过几天收获的季节就到了。我们穿过麦田中的小路，涩而锐利的麦芒轻轻抚摩着我们的衣服。遥遥的，一棵槐树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我心中有了预感，但不敢肯定。脚下的小路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那树在我们眼前随风起伏的麦浪中时隐时现，如同一座灯塔。
　　之后，我们到了。槐树赫然出现在眼前的空地中。一片被庄稼地包围着的坟岗，上面长满了瑟瑟野草，如同一片海中孤岛。孤岛中坟墓并不多，杂乱稀疏地散乱在各处，大多是旧坟，而且低矮，而且塌陷……
　　只有一座坟旁有着槐树，于是我辨认出它来，就像我凭着寿星眉辨认出他本人一样。是的，这就是张仕龙烈士的墓。和我预料的相反，它十分不起眼地躺在那里，竟然也有些湮没塌陷了。杂草丛芜中，引我前来的那条被踏出的小路正好堂皇着蜿蜒着从它身边经过。依然没有墓碑。如果不是继红的指点，我根本辨认不出它来。惟一的标志便是那棵槐树。不仅是大树，简直就是棵龙钟的老树。嶙峋的身躯倾斜着，胸前有孔被火烧空的黑洞，一侧枯枝如同残肢断臂探着身向虚空伸去，仿佛要抓住什么却没有抓住；另一半则静静地、凋零地挂着些叶子。和我传记中的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相比，眼前的情景平淡、苍凉，却也有几分悲壮。
　　继红告诉我，这树经了些磨难。年馑(闹饥荒)的时候人们吃它的叶子剥它的皮；有一年打雷，天火降下来，把树烧了一半。雷电交加的夜空下，这棵树一半在燃烧一半在挣扎，照亮了半边天空。村里人没有想到，大火过后，这另一半竟然活着。
　　“有好多事情并不像你文章中写的。”张继红慢慢地说：“比如你写，村里人一生一世地保护着这棵树，你还说他们不砍这棵树是为了纪念我爹，其实不然……”他莞尔一笑，狠狠吸了一口烟。
　　“那是为什么?”
　　“怕遭报应！”
　　我吃了一惊，相信你也会吃惊。张继红是个美男子。在这尘土飞扬的乡村，如果你迎面碰见他，也许你会多看他两眼。略窄而端正的长方脸，飞向鬓角的剑眉，挺直的鼻梁，深凹进去的大眼睛。可他没有那两道寿星一样的长眉毛。
　　我不由想到三叔，那个我刚刚邂逅的寿星眉。
　　“你三叔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一个猪。”他脱口而出，好像也正在想着同一个人。
　　下面是张继红口中的三叔简历。这简历得到了当年知情者们的证实。
　　三叔是张仕龙烈士的亲弟弟，惟一的亲弟弟。张家在这一带是大家，但张仕龙的父亲这一支，却出奇的人丁稀少。据说张仕龙的父亲是其中最有经济头脑家境也最殷实的，他的土地连绵成片，他接连娶了三房老婆，但三房短命的老婆却只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这便是张仕龙和三叔，他们都是第二个老婆所生，也就是说，张仕龙和三叔是毫无杂质的、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兄弟俩相差了五岁，哥哥张仕龙敢作敢为豪侠仗义，所谓振臂一呼从者如云，自小便是个山大王的坯子，弟弟三叔却腼腆胆小，怯怯地躲在哥哥强大的影子后面。他对兄长的崇拜是如此彻底，当哥哥干革命时，他义无反顾地扔下书本，成了哥哥最亲近的心腹。他积极参加哥哥召开的各种会议，帮哥哥送信、跑腿，自然也参加了哥哥领导的那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在一些人的回忆中，他甚至是那些提着斧子砸城门、劫大狱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之后，又凭着一手好字，成了哥哥一手组织的县苏维埃宣传委员。大搜捕到来，他是哥哥优先疏散撤离的人之一，也就是说，哥哥再次保护了他，而这次他躲过的不是大孩子的拳脚而是敌人的屠刀。据说哥哥的死让他进发出极大的勇气，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抢尸之夜，拉着木轱辘车从敌人眼皮下抢回哥哥尸体的就是他和另一个族兄……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让人想不明白了。据说在掩埋哥哥后，他就不见了，滑失了。几个月后他回来了，成了全县最著名的酒鬼和赌徒，臭名昭著的败家子；之后，被区公所拉差，穿上黑制服，彻底背叛了革命，做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狗腿子……
　　张继红的话停住了，一种淡淡的惆怅弥漫在我们中间。对面土坡上，一群羊慢慢走过来。领头的羊来到张仕龙烈士的坟前，嗅着槐树和坟边的青草。张继红的眼睛紧紧盯着那羊。还好，一个放羊的孩子跑过来，将羊赶开了。
　　可我想和他谈谈。
　　“谈谈你父亲当年起义的事。”我说。
　　“我要修一座新坟……”，他的眼睛仍然盯着那坟头，若有所思。“我不会让他在这种地方呆着的，纵使倾家荡产，我也要让他住好！”他的语气竟然有点悲壮。
　　继红的小院在村子的最东头，和多数人家拉开了距离，显得形单影只。土坯院墙有些年代了，被风雨剥蚀得薄而且矮，角落里还留着兔子洞和一摊摊尿碱，和村里那些新盖的气派高大、青砖白墙的小洋楼比起来，土气而颓败。低矮门楼的瓦楞上长了草，青青的几堆在风中萧萧瑟瑟地动着，有些苍凉也有点儿委委琐琐低眉顺目的感觉，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曾经赚了几十万的暴发户的家宅。
　　在来这个村子之前，县里的人曾告诉我，很多年前张继红曾经读过高中，是这个偏僻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他头脑活泛，干过不少事情也曾发了点小财，你只要向继红提起他最得意的发迹史，即他如何赚到第一笔大钱，他绝对很高兴的。
　　“你是怎么赚到第一笔钱的呢?”我曾这样问继红。
　　继红有些吃惊：“谁告诉你我赚过钱?”接着他便得意地微笑了，他的微笑有些像孩子：“我一夜之间赚了二十万。”
　　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吃了一惊：“一夜之间二十万?你是怎么赚的?”
　　“挖蚯蚓。”
　　我更吃惊了。你一定也如此。
　　事情很简单——
　　90年代初的一天，继红听到一个消息，南方某港商需要蚯蚓来制药，而且蚯蚓的价格不菲，便决定收购蚯蚓拿到南方去卖。他雇了十几个人拿着铁锹、麻袋和秤，敲开了村里几十户农家的门。听说他要挖地里的蚯蚓而且付钱，人们都觉得他疯了。蚯蚓是藏在地里的，谁也不知一块地到底有多少，张继红便专找干燥的地面下铲子，用该铲子挖出多少蚯蚓来估计一土方到底值多少钱，按照土方的大小给农民付钱，真正挖起来却专找那些潮湿的地方开挖。蚯蚓在干燥的土地里寥寥无几而在潮湿的地里却成百上千，仅此一项，继红就为自己获得了数不清的免费蚯蚓。他扛着那湿乎乎沉甸甸的两麻袋蚯蚓爬上了一辆闷罐子货车，在那遥远的南方，港商决定以每条蚯蚓一角钱的价格收购这些蚯蚓。一群人将麻袋里的蚯蚓倒出来，一条条地数了几天几夜，当计算器上的数字飞速飙升最后停在一个天文数字上时，继红简直傻了。他将港商递给自己的厚厚几十沓子沉甸甸的钞票塞到了原先装干粮的臭烘烘的布袋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去，觉得自己如同失去了重力，正飘浮在无数钱币组成的星星之中……
　　“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头脑……”，继红指指自己的额头，意味深长地总结。继红发财后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去挖蚯蚓，大片的田地像是遭受轰炸那样被深翻了一遍，但非常奇怪，没有人取得继红的赫赫战果。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计算蚯蚓和土地的诀窍，而且正如继红所说的：“所有蚯蚓多的地方都让我挖过啦。”
　　继红的笑容像孩子那样单纯又像老谋深算的人那样狡黠，我不由想起了他的父亲，那个领导了一场著名暴动的青年学生。有天夜里这个十八岁的学生率领自己的同学砸烂了庙里的所有神像，将他们的胡子揪了下来；还有一次他将一个正在布道的神甫揪翻在地，将信徒们捐献的上百银圆的大箱子扛起就走……他也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假如生活在现在的年代里，他会干出什么来呢?
　　继红一夜之间赚了二十万，却并没有发迹起来。他曾经雄心勃勃建起了一座养鸡场，谁知第二年鸡就死掉了一大半；他还在村口开了一家饭馆和台球厅，但村里人就是不光顾。做生意要的是人气，但继红缺的正是人气，这是我这个外来人也能看得出来的。继红的养鸡场刚办起来的时候，村里人每家都收到了他送去的一筐鸡蛋，上面别着继红亲笔写的红布条：幸福鸡场质优价廉欢迎惠顾!每天早上，村里人都能听见那辆往县城运鸡蛋的拖拉机突突响着，继红那底气很足的吆喝伙计上路的声音，这声音对于家家养着几只鸡，只能提着小筐到县城卖鸡蛋的村里人来说，是太刺激眼睛也刺激耳朵了。正因为如此，继红的鸡在随后几个月里接二连三莫名其妙地死去，就不让人吃惊了。据说继红一直怀疑有人给他的鸡食里下了毒，请了县兽医站的人来查了两天也没有结果。那时候的继红还血气方刚，他跳着脚在村子里指桑骂槐地骂了一圈，可是第二天，却发现自己用几万元买来的拖拉机变成了一堆被肢解的废铁，轮胎被割得稀巴烂，像一只被嚼碎又吐出来的肠子软软地拖在地上。
　　据说那天早上继红望着血肉模糊的拖拉机愣了许久，他似乎第一次尝到了寡不敌众的滋味。继红毕竟是继红，不是他那当县委书记的老爹，面对严酷考验他的目光没有视死如归起来反倒迷茫而涣散了。他杀掉了最后几十只鸡，关闭了毫无赢利的台球厅，老老实实地种起了田。他的老实是这样的彻底，当村里人在几年后步他的后尘搞起了运输办起了鸡场修起了院墙的时候，继红仍然日复一日地用锄头刨着那几片薄地。谁也不知继红是藏起了剩余的钱还是真的一贫如洗，他甚至亲自走很远的路从河边担水来浇灌自己的土地，尽管他旁边的地里就有邻居家的一眼井。据说这邻居曾提出让继红使用自己的井，只需交纳非常低廉的费用就可以，但继红拒绝了，继红是微笑着拒绝的，这微笑就像我看见过的，继红走在村子里的那种微笑，十分遥远、谦恭而且高深莫测。
　　如今，谦恭的继红正面临着某种机遇。他正在张罗着为他的父亲重新建坟和立碑。
　　无论在生前还是在死后，县委书记都是这个小村庄里出息的官职最大、级别最高的人，所以我猜继红做这件事时一定十分自豪和张扬。据说他请的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石匠，选用的是最好的花岗岩石，开工的时候放了整整一小时的鞭炮，这对于一个种田人来说，已经是尽其所能了。我的到来正值工程进行之际，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对一向遭受冷遇的继红一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考虑到这些，当继红邀请我参加庆祝张仕龙烈士迁坟兼立碑仪式的聚会时，我很痛快就答应了。
　　不过我告诉继红，在此之前，我必须采访一次三叔。
　　我跨进继红正屋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床中央端坐的那个老人，真是三叔吗？一头蓬乱的荒草剃得精光，惟剩一层褐色玻璃纸般的薄头皮，紧巴巴地包裹着见棱见角的头骨。干干净净的青布衣裳紧紧裹着瘦小的身子，浆得笔挺的竖领铁箍一般支起脖颈，尖锐的老喉结在缝隙中艰难地滑上滑下。为了这种滑动能延续也为了能够呼吸，他不得不挺直了身子，像个打坐的老和尚。惟一不变的是那寿星似的长眉，那蝴蝶须似的微微颤动，和那可怜巴巴的、镶着溃烂红圈的浑浊昏花的老眼。
　　一张旧桌擦得锃亮，上面摆着茶碗。一切都被精心准备过了。
　　“三叔，这是省里来的唐记者，你给他讲讲我爹当年起义的事儿。”继红毕恭毕敬地朝三叔弯着腰，他的笑容让人想到庙里凶神恶煞的金刚突然微笑了。老人惊慌地挪了一下身子，仿佛被继红的谦恭吓着了，直到继红进了里屋，他还久久望着那晃动的门帘儿，大气不出，几根蝴蝶须似的长眉抖抖索索。
　　“爷爷，您是张仕龙烈士的亲兄弟，和他一起参加过起义，是吗?”我的声音十分温柔，我的笑容和蔼得像一位慈祥的祖父，老头儿却吓了一跳，好像我是一具死尸突然说话了似的。唔——咳，咳，呕——他全身颤抖。
　　“造反!”我挥舞着空气中那看不见的刀枪，“造反——你干过吗？”
　　“干过，干过。”他听懂了，不住点头，哆嗦着枯手抹去胡子上的唾沫星子，“那是老早的事情啦——咳，呕——那年月，年成不好，老天不下雨，年馑——呕，咳，咳——村里人吃刺荆，挖树根，肚子像鼓哩……工作组的人说，要交公粮，村里人把口袋都抖搂光了哇——咳，咳，咳——”
　　我一愣：“工作组？这是哪一年的事？”
　　“咳，咳，咳，六O年。是六O年……”他直点头。我赶紧把记在小本子上的几行字涂掉。
　　“是这样大爷，”我挤出一堆和颜悦色的微笑，“我问的不是一九六O年的事，是你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事，你哥哥张仕龙是怎么领着你们造反的?”
　　“啥?”他将手搭在耳朵上。
　　“怎么个造反的!”我对着他的耳朵喊。
　　“造反？咳，咳，记不清了，唉，那年月，年馑的荒哇，人都饿着肚子哇……”“张仕龙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我急忙打断他。
　　“怎么死的?咳，咳，呕——记不清了。”
　　“抓张仕龙的时候，你在不在?”我大声问。
　　“在，在。咳，咳，咳，人家枪都顶着你的腰眼哩，人都动弹不了哩……我哥张仕龙人硬，还骂哩……”我急忙打开本子。
　　“骂了些什么？”
　　“记不得了……”
　　“来的兵多吗？”
　　“唔——咳，咳，咳，呕——”
　　“他们把张仕龙抓到哪儿啦？是县上？”
　　“唔，咳，咳，喔——记不得了——”
　　门帘“呼啦”一声，张继红气冲冲地从里屋冲出来——“三叔，你前两天不是还说，我爹是被抓到县上弄死的吗？”
　　“咳，咳，咳——人老了，人老了呀——”老头儿发着抖。
　　“我看你是老得连什么都要拱着吃了！“张继红横眉立目。
　　“老、老、老了呀，该死了呀……“老头儿突然老泪纵横。
　　“那你干吗不死？死了多干净！”继红怒吼。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继红离开屋子。
　　路边一家院子里的狗冲着我们狂叫起来。一只大狼狗，比继红家的黑狗要壮硕许多，乌黑油亮的皮毛，两只前腿站起来的时候竟然像一只牛犊。身后的铁链被拉得笔直“嘎嘎”直响，该狗以铁链为半径划着半圆，朝我们又怒吼又前扑，大有与我们不共戴天之势。继红站住，做出弯腰去捡石头的架势，狗略微敛了气焰，闭了嘴朝后退两步；但等我们继续朝前走时，它却再次冲过来狂吼不已。如此对峙有三。我猜继红一定有过相似经历，以往他一定是做出过一副人不与狗斗的高姿态——从狗的气焰上可见这点。但这次不同了，这次我在旁边，继红好歹也得维护自己的面子。只见继红的脸涨红了，真的拾起一块土坷垃，待正要砸过去时，却见一个老头儿从门里出来，喝住了那狗。老人生得慈眉善目，衣着也得体，神色却淡淡的。
　　他看看继红又看看我，不声响地关上了院门，却并不和继红说话。继红更尴尬了。
　　“狗!势利狗!哪天不宰了它，吃肉，剥皮!”
　　继红在想象中品尝着报仇雪恨的快乐，我却暗暗发笑。继续走了一会儿我说该回去了，继红同意，我们顺着另一条路回到他家——当然是为了避开那条狗，但我们谁也没点明。他咳嗽了两声有些尴尬地让我等一等，进到里屋，之后出来，手中提着一只袋子，里面是沉甸甸的红枣和核桃，还有一叠手工绣制着花鸟的鞋垫。
　　“你这是干吗?”我不由自主地推辞。
　　“你是嫌我们乡里人的东西不好吗?”继红的脸也红了。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拿着!”继红笨拙地红着脸抓住我的手把我往外推。我想了想。有什么呢!不过就是烈士家属的一点点心意嘛!我假装十分豪爽地接过袋子，说：“那我就收下了!不过，等你什么时候到省里，我一定请你吃饭!”我还十分用力地拍拍继红的肩膀。这一身体接触显然十分有效，继红立即精神焕发，高兴起来：“要说吃饭，明天你先吃我的！吃我们乡下人的！”
　　
　　三
　　
　　王调研员的正式身份是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简称党史办)前主任，因为已经是“前”主任了，名片上又赫然加上了几个字：省管正处级调研员。我对这“省管”两字不甚了了，大概是指此人虽然身在县城，但实际上归省委指派，有着类似古代监察刺史或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吧。前主任或调研员住在一栋古色古香的老宅院里，房前屋后种满了月季、海棠、君子兰、牡丹、芍药、秋菊诸多花卉，有一个身兼仆人的秘书姑娘在其指导下修剪和施肥。老人鹤发童颜，保养得极好，手中无论何时都在搓动着两枚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翡翠玉球。这位养花爱好者是我的主人公的同乡，当年地下县委的组织委员，张仕龙烈士事迹的重要见证人。在国民党省府发动对地下党大搜捕的那一刻，他正巧奉命在外执行任务，从而避过了那场灭顶之灾。据说他曾经坚决要求留下来和同志们战斗到底，是县委书记，也就是我的主人公的坚决命令，他才和同志们依依不舍地告别。
　　“他这是有意保护我这个青年学生，保留革命的火种啊!”说到这里，退休官员已经哽咽了。比起那些在大搜捕中牺牲的战友，他确实是幸运的，否则，也同我的主人公一道，在地下三尺化作一堆白骨，那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晚年……
　　为搜集张仕龙烈士事迹，我曾深夜造访王调研员的老宅院。这次造访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地请他出山来带领我参观和访问。为了使这次出访具有某种规格，他们组成了庞大的旅行团——除一两名县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他的正在病休的女儿，在家待业的外孙，外孙的女朋友，女朋友的妹妹，他最疼爱的小孙子，小孙子的保姆，刚刚过门的小儿媳，儿媳的正在走亲戚的嫂子等等等等，就像是一群蚂蚁，通过一条曲里拐弯的路线，循着一丝蜜糖的蛛丝马迹聚合在一起。这旅行团每到一处便会造成一番颇有家庭气氛的喧闹，而为了照顾旅行团的整体利益，我不得不在参观了烈士陵园和起义遗址之后又去了某个神仙修炼的山洞、王母娘娘洗澡处、猪八戒铁钉耙化成的山峰，以及一个刚修好的儿童乐园。每到一处成员们便要合影留念——我带来的照相机的主要用途，好像在此刻发挥了比采访外更大大的作用，并且在省管调研员的带领下四处伸长了脖子寻寻觅觅，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花，灰色的花，叫做“十样锦”，调研员的后院里已经有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白诸种颜色，就差灰色的了。
　　张继红就是这样的灰十样锦，”王调研员告诉我：“听说他正在张罗给他爹立碑哩。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什么戏?为什么?”我糊涂了。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王调研员神秘地说。
　　我不知王调研员所说的“戏”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继红身边，在那座村子里，确实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怪怪的东西。似乎可以叫冷淡疏远，叫敬而远之，但也许还不只如此。人们对待继红的态度和我的想象相距甚远。即便抛开张仕龙烈士早年的威望不谈，单就张家是村子里的大族这一点来说，和他沾亲带故的人想必不少。但我从没看到有人到继红的院子来。没有人对我这个陌生人的造访表现出丝毫的好奇和热情。按说，省城来的人突然到了偏远的小村庄，而且是为了给村中的某个先辈写文章上报上杂志发表，这是一桩多么大的事情!在我以前的采访中，每一次都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人们会找各种借口来到我采访的人家，例如借个簸箕扫帚什么的，探头探脑地打量我，之后干脆就挪进门来，大人小孩在地上站成一堆张着嘴听着，不时发出“哎呀!哎呀!”的惊叹之声；这声音使那些叙述者(通常是老头儿)格外精神起来，众人的目光点燃了他们昔日的荣耀，他们头脑清晰文思泉涌，唾沫星子随着漏风的口齿滔滔不绝，沉睡的往事和他们灵机一动的想象同时滚滚而来，泥沙俱下……
　　但奇怪的是在继红这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不仅没有发生，对我的出现，人们表示了相当的冷淡；他们根本不跨进这个院子。
　　当我和继红从村中走过，人们只是远远地在自家门口站着，冷冷注视着我们。没有探问没有微笑，甚至连招呼也没有。自从我走进继红的院落之后，人们和我的距离就产生了。我走进了继红家，就等于走进了一个敌对的阵营，一个人们有意回避的空间，一个玻璃罩中。
　　这敌意是如何产生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继红生活在一层我看不见的玻璃罩之中。为烈士立碑而开设的家宴是打开这道玻璃罩的惟一机会。我这样想。
　　开家宴那天，我碰巧到迟了。继红的院门大开着，地面上还凌乱着爆竹的碎屑。几个流着鼻涕的村里孩子站在门口，看到我，便反身跑进门去。我感到这是个好兆头，至少，继红的院子里终于来人了。
　　我刚跨进大门，继红就从摆着宴席的正屋里大步跑出来。他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新理过了，显得很精神。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看看谁来啦，这就是我给你们说过的，省上派来专门为我爹写文章见报的唐记者!”继红的声音颤抖而嘹亮，带着铁丝划过玻璃的那种刺耳；继红的脸色很红润，似乎所有的血液都拥挤到了两耳之间那一小块地盘上；继红的双手滚热而且潮湿，就好像我是一个十分沉重而且让他发热的开水锅一样的东西——他就用这出汗的大手握着我的手推着我的胳膊走进正房向着席上走去，确切地说是向着屋子最里面的那桌席走去。烟雾弥漫中，我看到很多面孔转过来了，一些或黑或白或大或小的面孔都像向日葵朝向太阳那样朝向了我，但我却感到了一片寒意——我是说，刚才还唧唧喳喳噪音四起的房间此刻死一般寂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表示欢迎，连一声起码的寒暄也没有。我们穿过了一群拖儿带女的妇女娃娃的桌子，停在最上首一位白发白须的寿星模样的老人身边。张继红对他毕恭毕敬地哈着腰，把我这个后来者送到了他旁边的空位子上。老人威严而声色不动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上方竖着两道标志性的长眉毛。
　　“唐记者，这是我们张家最年长的大爷，张太爷，他已经九十八了。”
　　“张大爷好。”我打招呼。
　　老人点点头，并不说话。
　　继红赶紧把我的肩膀按按拉着我坐下，仿佛怕我跑了。张家是村子里的第一大姓，张家的长者同时也是村子里的领袖，我入座的这张正席上多为家族或村里的长者，只有我是一个例外，我比张大爷整整小了六十多岁。我惊讶地发现，我对面坐的就是三叔。他就像被放回到水里的鱼儿一样自在和坦荡，往日的畏缩萎靡之态已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他还很俨然。和所有的长辈们一样俨然端坐着，只是干枯的脸颊激动地潮红着，偶尔局促地动一下喉结挪一下屁股，就像一只龙钟的早已灰头土脸的鸟儿，还想扇动凋零的翅膀。
　　燃烧着香烛的供桌上烟雾袅袅。一字儿排开的几只青花大瓷碗里分别盛放着煮熟的红鸡蛋、染着花点儿的白馒头、炸油花卷儿、酱肘子、花生米等诸多敬献祖先的供品。刷得粉白的墙上挂着巨大的镶边镜框，里面是崭新的张仕龙烈士的画像。这画像出自临摹为生的乡村匠人之手，笔触精细，神情呆滞。那两道作为龙家血缘证明的长长的寿星眉，倒是栩栩如生。
　　“各位大伯大叔，今天是给我爹立碑的日子，明天，我爹就要迁进新坟了。”继红端着一碗酒站起来，拼命咳嗽了好多声，才让满场安静下来。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老人家的宅子已经很旧，前面连一块碑也没有，我做儿女的心里一直不得安宁。今天，托大家的福，这碑总算刻好了，新宅也成了，他老人家九泉之下总该合眼了。都是自家人，不用我说，干了!”继红一仰脖子咕嘟嘟灌下那碗酒，其他人纷纷效仿，咳嗽声哈气声移动桌椅声响成一片。一个孩子挨了一巴掌尖声哭起来，大约是跃跃欲试的小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
　　空气活动了，继红的脸更红了。
　　“各位知道，我爹张仕龙烈士，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革命，是为了咱村上百十口老老少少，为了咱县上几十万老百姓死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他碑没有一个，那坟任人踩任狗刨，连那棵树，那几分坟地，竟然有人算计着，真是天理难容啊!”继红激动得泣不成声了，屋里出现一阵难堪的寂静。
　　说的是啊，一个红脸汉子瓮声瓮气地说，一把扯下一只鸡大腿，张仕龙叔出事那会儿还没有我，可听我爹说，又割鼻子又剜眼的，那惨劲儿……
　　这事情三叔最清楚。人群中有人响应。
　　三叔眉毛巍颤颤地扬起来，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咳，咳，呕——呕——呕!
　　那年头儿，干革命，真是娘老子都不要了。有人又说。
　　“不傻不干革命。我爹是咱村上头号傻瓜。”继红红着脸，猛不丁冒一句。
　　几个老人扭头看他，摇摇头。一个老人冷笑一声：“你小子别张狂！换了那时候，你准是头一个出卖你爹的！”
　　人群轰地大笑，显而易见的快意喷涌而出。继红的脑门紫了：“谁说这话，我咒他下辈子掉舌头，瞎眼窝！”
　　旁边有人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袖子。“听说，我去要给张仕龙写传，当真？”我转脸一看，竟然是家中养着大狼狗的那位老汉。此刻他的目光倒很和善。
　　“写是写，不过究竟写得怎么样，我也不好说。”我歉意地笑笑。
　　“是该写，该写，该要写好才是。”老汉点头，又指着对面的三叔，他知道不少，你可问过？
　　我说我问过，可惜他记不清了。
　　“，这个东西，硬是被折腾坏了……”老汉用烟锅点点脑门，“都为辨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到头来，一块石头砸了两个鸟。”
　　“辨什么？什么真的假的?”我有些糊涂。
　　“没啥。”老头瞅瞅转过脸来的继红，诡秘地一笑。
　　突然骚动了。有人走到张大爷身后，对着他的耳朵窃窃私语。老人脸色一变，站起身，被搀扶着朝供桌走去。继红想站起来跟上去，却被那红脸汉子拉住了。几个老人凑到供桌前很诡秘地看着，那个带领他们前去的人正对他们指点着。紧张的气氛渐渐弥漫开来，整个屋子安静了，就连小孩的打闹声也停止了。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原野，又像灯光转暗、大幕即将拉开的舞台，寂静、阴暗、饱满、暗含骚动，带着让人提心吊胆的悬念和预感。老人们终于散开回到桌前。张大爷长长的寿星眉毛倒吊着垂下去遮住了眼睛，满脸霜雪寒气迫人。他一只手被人搀扶着，另一只手拿着一只被掰开了的打着红点的馒头。这是放在供桌上的馒头。他的手抖抖颤颤，长胡子像猫那样朝前翘起来。
　　“畜生！哈(瞎)了娘(良)心的畜生！”老人口齿不清，哆嗦的嘴唇不时需要挽救滚落下来的口水，但丝毫不影响语气的凶狠，“……跺(作)孽)跺(做)到祖宗斗(头)上去啦！”
　　“啥？！”继红的脸白了。
　　张太爷顿了顿，以他九十八岁的高龄似乎难以回答如此概括性的问题，他旁边的另一个老头代他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十分简洁——
　　“个人睁大你的狗眼，好生看看！”
　　那只打着红点的馒头不知何时已经到了他的手中并朝继红脸上飞来，碰到继红脸上，而后像漏气的皮球那样疲软地掉到桌上，滚了两下朝外逃去，慈眉善目的老人灵巧地抓住了它。几个人都围过来看，那些没有得到此馒头的人便蜂拥到供桌上去拿其他的馒头，知道答案的人对着不知道的人十分兴奋地解释着，一阵带着叠音的嘀咕在片刻间传遍整个房间。
　　虫虫……虫虫……虫虫……我能听懂的只有这两个字，它们犹如无数孪生虫子，在烟雾缭绕的房间中翩翩起舞。
　　“是虫虫馍。”慈眉善目的老人小声对我解释，语气欢欣如同透露一个好秘密。
　　“狗日的，这样的货色也拿来糊弄先人，我张家八辈子也不要这样的孽种!”张太爷身旁的老人庄严宣告，张太爷用使劲点头表示着对这宣告的赞同。
　　“骗子！”张太爷口齿不清地加上一句。
　　“骗子！骗子！骗子！！”人们口齿清晰地跟着强调。
　　“走！”龙大爷又说。
　　“走！走！走！”回声纷纷响起。几个老人簇拥着张太爷朝外走，刚刚拒绝了一场丧权辱国的谈判那样神色凛然，后面跟着三叔。继红着急地跟上去，“太爷，太爷，你听我说嘛……”
　　“继红，戏演完了，总不能咬着人的裤脚不让人走吧？”红脸汉子冷笑着，带着几个汉子将继红逼到墙角。
　　“你这是冤枉人，冤枉人……”继红后退着，口中喃喃。
　　“什么冤枉？自己屙了屎还不认？”红脸汉子指着继红的鼻子。
　　“我真的不知道！”继红十分痛苦。
　　“你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敢说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还说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眼看这番车轱辘要没完没了了，一声断喝：“狗日的欠打！”
　　红脸汉子这才明白他的行动应该升级了，劈面揪住继红的衣领，将继红勒着脖子吊起。站在一边的我急忙冲上去抓住了红脸汉子的拳头——自己总归是个男人，岂有看见众人以强凌弱而不拔刀相助之理？当着我的面欺负继红，也太不给我这个省里来的记者的面子了吧？总之我是该表态和行动了，我一边抓着红脸汉子的拳头一边粗着嗓子吼道：“我操！还反啦！我看今天谁敢打他？我看谁敢打？他妈的，还无法无天啦！！”
　　大概是我的话嗓门大——开玩笑，当了八年兵，天天吃饭吼歌。嗓门当然大得震耳，或许再加上我的用语中有“谁敢”和“无法无天”的字眼，这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威慑口吻，让这些淳朴的村民们想到了我的省城来历以及和他们县上某某机构的关系——其实不过是县委党史办，一个是民政局，其实也没有多少实权的单位，一种对他们而言十分遥远的因而看起来十分强大的权力让他们感到畏惧——他们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员就是村长了，可想想看，我来自省上。
　　红脸汉子放了手，几个正想冲过来的汉子也停了下来。
　　片刻之间竟然出现了一阵寂静和冷场，就像演员在片刻间忘了台词，正角和反角——我或他们，都不知自己该干什么说什么了。之后，红脸男人终于想明白了，“他奶奶的！”他大吼一声猛然掀翻了桌子，几个汉子见状便也纷纷效法开始掀倒所有能掀的东西。暖水瓶、茶壶、茶杯、碗筷、馒头、菜肴和汤水依照质地不同发出各种声响轰然落地，整个地面热气腾腾五颜六色红尘滚滚，人们越掀越来劲。
　　“掀东西总归不犯法吧？给我掀他娘的！”
　　于是，甚至连墙上挂的筛子和扫帚簸箕也被掀到了地上。几个小孩吓得哭叫起来，就在这时，就在这时那让我久久难忘的花腔女高音响起了：哎——我那可怜的大兄弟哎……
　　一个老女人伸长两腿坐在地上，拍着膝盖边哭边唱起来，之后一群女人都加入了。她们两腿伸展如同簸箕——古人称“箕踞”，一种绝望而愤怒而轻蔑无礼的姿势，据说荆轲刺秦时一剑不中眼看大势已去，坐在地上大骂秦始皇时就是这种坐姿，她们边哭边拍打着膝盖，穿着黑袄的身子随着拍打膝盖的动作一仰一俯，让人想到无数站在地上扑闪着翅膀却并不飞起的乌鸦。
　　“可怜可怜我家大兄弟哇，你是上头碰见恶鸟叼，后头还有野狗咬哇；你是天下三斤黄连你吃两斤半，苦到心里苦到肺哇……老天爷老天爷你睁睁眼哇，哪个作孽哪个叫他下油锅啊……”
　　悠扬、带着拖腔，嘹亮而高亢，完全是训练有素的花腔女高音，虽然还带着淳朴的山歌或者号子的余声，但在华彩部分已经具有咏叹调的韵味。特别是合唱部分，当悠远高亢的歌哭加入丰富饱满的各色音色，尖嗓子抑扬，粗嗓子顿挫，哑嗓子凄怆，且伴着鼻涕和抽噎的特殊伴奏，就是国际上最顶尖的合唱团也得为它低头称臣了。歌哭的合唱团们——大约十几人组成，就这样尽情投入到滚滚的诅咒宣泄中，而且这情感的宣泄已上升为艺术，让你不能不肃然，不能不迷醉，不能不恐怖。乌鸦是一种不祥的鸟儿，乌鸦的合唱更令人恐怖，在恐怖的气氛中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身后的椅子响了一声，原来是几个老人口吐白沫跌倒了，他们跌倒的动作和人们扑上去救助的动作都十分地戏剧。我惊呆了，或者说我看傻了。好像不经意间，我闯入了一场戏剧彩排现场，只是演员们事先掩藏得很好，我置身其中甚至参与其中——想想我刚才的表演吧，却毫不知情。一切早已编排并导演好，也许还数易其稿，故事悬念迭起有声有色，风格夸张而又荒诞，很有现代感。所有的演员都很投入，化妆服装道具美工样样到位。最后，金属撕裂般的锣声一响，一阵白色的烟雾升起，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
　　我不知这白雾从何而来，是戏剧中的真实场景，还只是我的感觉。
　　
　　走光了。
　　戏的终结和它的开始一样突兀。白雾散处，演员们不知何时已经撤出，还不忘搜罗走馒头玉米鸡大腿之类食品作为演出的犒劳。留给继红的只有遍地残渣的狼藉舞台。我捡起那个罪证，那个引发如此大战的导火索，那块被老汉砸到继红脸上的馒头，它已经被众人在传递中掰得面目全非。
　　我细细打量，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块极其普通的馒头，除了不够白，里面间或有些小黑点以外，毫无特异之处。
　　“什么是虫虫馍？”
　　“就是用生了虫的面做的馍馍。”
　　“你怎么用生了虫的面？”
　　“谁用了谁不得好死！……见鬼了，这还真是我家蒸的馒头……”继红仔细打量那馒头，眼睛发直，眉头中间出现了两道深深竖纹。突然他大吼一声：“狗蛋他妈！”
　　他女人畏畏缩缩地从厨房走出，沾着菜渣的双手在围裙上蹭着。自闹剧开始她就不知去向。她一言不发，但她那游来游去的眼神说明她早已知道一切。继红把馒头举到她鼻子跟前。女人不说话，眼睛不看那馒头也不看继红，只是仰着瘪瘪的黄脸，半张着嘴，小小的带着皱纹的翘鼻子皱搐着，抽抽搭搭哭起来。
　　女人的哭声就足以说明一切。这是恐惧的哭，是悔过的哭，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求饶的哭，这哭声和刚才妇女们示威性的歌哭不同，完全没了那种张扬和宣泄，有的只是可怜巴巴和缩手缩脚，像气若游丝偷偷摸摸害怕挨打的小虫，在继红身边缭绕。继红圆睁双眼直勾勾地盯住这虫子，在他的目光中此刻的女人真的就是一只该碾死的虫子。
　　然而这也是让他无奈的虫子，他已经被这虫子毁了，继红的脸因而变成死灰。他长叹一声，随着这口气的泄出他全身的筋肉都散了架似的坍塌下来，他就地一蹲，抱住了脑袋：“你这个冤家，冤——家——呀！你这是要害死我哟，你晓不晓得呀……”
　　
　　四
　　
　　我一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这件小事写一下。思索再三我决定还是写出来。理由是，既然在这篇传记里，我已经写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和传记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那么有什么理由，对这件事反而忽略不写呢?因为，这件事貌似很小，却关乎烈士事迹，关乎这篇传记本身。
　　这件小事是这样的：我结束了采访和写作，拿着那篇终于被烈士亲属——继红和当地党史部门认可的传记，回到了编辑部。当天，我就在第一时间里将它交给了主任，主任再速呈总编，果然受到了好评。果然，人们没想到我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这么一篇东西。其中的赞赏很多，但最让我得意的是一个已经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的年长同事——当然人人都比我年长，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小唐——其实不小了，33岁的人哩，大手笔啊！不错，你小子！
　　这也许是开玩笑的一句话，让我的自我立即膨胀并且升腾了起来，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大”手笔，必定是指我作品拥有某种常人难有的气势，这种暗示使我在很多年中培养起来一种专注于“大题材”的好大喜功心理，我以为，以我手中的那支“大”笔，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屑去写的。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总之我的传记很快被通过了，而且确定以最快的速度发排，我几乎做梦都要唱歌了。但突然有一天，总编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就看见了我的传记放在他的桌子上，不过已经排成了清样。
　　“你看看这句话。”总编指着上面的一行字对我说。我仔细看，原来是传记中的一句话，我在本小说开始时便引用的那句话：
　　“鞭子……是你的，骨头……是我的，你要打要杀都……都……可我就是变成鬼，也要……也要……”
　　我漫不经心地看了一遍，没错，正是我写的那句话。我问：“怎么了？”
　　总编说：“你再看一遍。”
　　我再看一遍，仍然摸不着头脑。这话没有问题——印刷清晰，无错字漏字，包括标点符号。
　　总编神情严肃：“你好好想想。”
　　我想了想，突然，我的脸红了。在这里我要向读者坦白：这句话是我杜撰的。确实，在行刑的现场，所有我采访的当事人都不在场，因此没有人知道我的主人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究竟说了些什么。高呼某某主义万岁之类的口号固然没有错，但我以为那太落俗套了，而我渴望出新，渴望不同凡响。于是我便运用了“合理想象”……
　　而且，除了缺少现场证人这一点外，这句话还有一个致命的逻辑上的漏洞，那就是，鉴于烈士早已经被割破了喉管，他根本不可能说话，更不要说这种铿锵“名句”了。这是一个只有我自己才清楚的漏洞，我知道一个读者只要细心就会发现这个漏洞，凡头脑清晰具有逻辑能力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漏洞。像那些初次作案的罪犯一样，我曾提心吊胆地等着有人给我指出这个漏洞，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向我指出这一点，就连那个最权威的王调研员也没有。人们似乎天经地义地觉得他们应该相信我，相信我写下的一切——包括让一个被割破喉管的人说话。可是这次，我觉得我终于逃不过去了。总编发现了。总编不愧是总编，总编是干什么的？专门张网捕捉我这种人的。要么人家干吗当总编呢?我决定老实认错。坦白从宽毕竟比抗拒从严好。
　　“总编，我错了，确实，喉管……”我支吾着开口说。但出乎意料的，总编一挥手打断了我：“这跟喉管有什么关系?”他不耐烦地说，“我说的是语法!语法!你没有发现吗?”
　　我愣住了。
　　“你读读，总编用指头在纸上划着：”……你要打要杀都……都……可我就是变成鬼，也要……也要……这是什么意思?都，都什么?也要，也要什么?这话没宾语，没有动作的对象!这句话不完整，很不完整!”
　　我好容易才忍住自己没有做出过分古怪的表情。“是，是……那您说，我该怎么改?我听您的……”我十分谦逊地说。
　　总编略微皱了皱眉头，很认真地思索了一番。“你看这样好不好?”他拿起红钢笔飞快地从那句话中划出一道粗犷的线，龙飞风舞地写着，边写边念：
　　“你要打要杀都——随便，可我就是变成鬼，也要——也要——继续斗争。”
　　想了想，他又将“斗争”改换成“革命”。
　　他抬头望着我：“怎么样?”
　　我微笑：“很好。”
　　“当真?”他狐疑地望着我。大概是我的表情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然好！”我急忙认真地说，“这样语法就完整了嘛!”
　　于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的这篇传记中，烈士张仕龙临终前，就说出了这句没有语法错误的话。不过私下里，我仍然更偏爱我的那句有语法毛病的话。于是送去参评“社会科学奖”的时候，我偷偷将这句话又恢复了原样。幸运的是，这次总编没有发现，而评委们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法错误。
　　
　　在张太爷带着族人砸了继红家宴的那天下午，我回到了暂住的县城招待所。县城离继红的村子大约七八公里，来往有长途车经过。我进了门，便看到了王调研员给我留下的便条。他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继红寄来的请柬，张仕龙烈士迁坟仪式将在第二天上午举行，县委有专车接我们去现场，我们一起前往。切记切记!最后两句话下面划有横线用以强调。看着这两道横线我倒踌躇了，我想，我该不该趁这个间隙赶快溜之大吉呢？
　　发生了那些事后，我对所有的仪式和聚会都有些胆颤了。我给自己找理由：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写传记，而传记已经完成了，最聪明的做法是摆脱一切赶快回省城，以最快的速度发稿！——说不定这篇传记还能赶上七一特稿的这天报纸呢!这样想着我便开始收拾行李，我决定搭乘夜间最后一趟列车回去，等回去后
　　再给有关人员写信解释一番——理由自然很多，比如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临时有急事——你总不能说有急事还不能回去吧！
　　但是，就在我这么想着，准备从招待所逃之天天的时候，有人敲门。
　　不错，正是继红。尽管在一部小说里，这有点儿老套。
　　继红走了进来。按照一般小说情节发展的规律和我的常识推理，经过这一番“打击”之后的继红，一定是十分沮丧，这沮丧反映在外貌上则必定是神情有些呆滞，眼睛有些红肿，脊背说不定还有些弯曲；他就这样红肿着眼睛呆滞着神情弯曲着脊背在沙发上坐下来，眼睛直直的，好像盯着眼前的什么地方，又好像什么也没看……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继红进来的时候，神情既不沮丧也不呆滞，眼睛丝毫也没有红肿，腰背和往常那样挺得笔直，脸上仍然挂着那种淡淡的、有些谦恭也有些嘲讽的微笑。这就是继红，我眼前的生活中的继红。自作聪明的我们总是低估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考虑到继红艰难的发迹史和他周围的敌意，如此经历他一定见怪不怪了。不过要说他已经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那也不对。他的神情中，还是多了点心事重重。对了，心事重重，仅此而已。
　　“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还都是本家亲戚呢。”他干巴巴地一笑。
　　“我那个婆娘，是我前世结下的孽障，尽干让人骂的事。可她惟有一样好，从不算计我，就像一条狗，你撵也撵不走。”他挤了挤眼睛，自嘲地一笑，“人活到这个份上，也就和狗差不多了。我和我的婆娘，一对儿狗，公狗和母狗。”他狡黠的眼睛眯缝着，你看不清那里面的表情。惟一能泄露心情的是他的手——他那骨节粗大的手不停地抹着胡子碴。
　　“你不知道……我是说，我思量，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情，那件……他们说的——事情?”他问。
　　“什么事情?”
　　他看了我一眼。刹那间，他的眼睛又闪过说起他父亲坟前大树时的神情，那种嘲弄而带恶作剧的微笑。
　　“唐记者，我给你就个事，一个大实事……我不是你写的那个烈士的儿子。”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烈士的儿子?!”
　　“对，我不是张仕龙烈士的儿子。”他又重复一遍。
　　我起身拔腿直奔已经装好的行李箱子，我的目标是那篇刚刚写好的烈士传记，但我很快醒悟过来：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我主人公的儿子，原本与传记的内容毫无关系。我只好坐了下来。可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头。如果这个男人真的不是张仕龙烈士的儿子，真的与我这次采访，与我写出的这篇传记，没有一点关系吗?
　　继红掏出烟袋点燃后便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眼神在烟雾背后时隐时现十分迷离，他的故事也像这烟雾一样迷离。
　　很久以前，在张家村，出了一方财主，这就是张仕龙烈士的父亲。他一生省吃俭用又极善经营，死的时候留下了几百亩地，还有两家木器店。这笔财产按照他的嘱咐，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张仕龙，还有一个，就是次子三叔。
　　父亲死后，两个儿子便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这笔财产。哥哥一直在干革命，而弟弟呢，先是跟着哥哥干，之后便消沉下去，开始吸大麻、逛妓院和狂赌。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兄弟的家产都在慢慢减少着，不过，哥哥是用来干自己的事业了，弟弟却是用来抵赌债了。
　　“现在有人说三叔的家产是支援我爹闹革命贴进去的，那是撒谎！”继红激愤地说，“我爹死的时候，家里还有好几十亩地，我爹绝不可能藏着自己的土地却去花费亲兄弟的，他根本不是那号人！说到干革命，我爹那才叫真正地贴钱贴命干革命，队伍上的药品和枪支都是他卖了自己的田地去买的!”——继红这一番话倒是真的，我在采访中碰到的很多人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总之在张仕龙烈士牺牲的时候，他的家中还剩下了几十亩地，而他的弟弟三叔，却已经是身无分文，债务累累。
　　说到这里，我该解释一下：那时候人的生活水平很低，风气却淳朴，特别在农村，因吸毒、嫖妓和赌博欠债的人更是少而又少。通常欠了债是必须偿还的，如果不还就会连累整个家族——那时一人欠了债，家里的亲戚被绑架着勒索还钱的比比皆是，人们也天经地义地认为，一个人欠了债，整个家族都有帮他还债的义务。张家世代良民，以前再饥荒的年月里也没出一个土匪，这会儿可好，一下子同时冒出两个人物，一个共产党员，被人押到县城里枪毙了；一个赌徒，倾家荡产还欠一屁股东躲西藏的债。人死便死了，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三叔欠的那笔债在张家人心中造成的负担，却比张仕龙的被杀，更重大，也更沉重。
　　张仕龙牺牲后第五天的夜晚，在张家的祠堂里，男人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上，作出了一个诀定：张仕龙留下来的房屋和田产应该归他的弟弟三叔，用来偿还赌债。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哥哥死了，身后没有留下儿子，也就是说他那门儿已经绝了后没有人来继承财产，那些财产不是正好可以交给他的弟弟吗?这个建议是张太爷提出来的，当时他还不是族长，但他的深谋远虑已经颇得在任的老族长的赏识。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建议。但他们没想到，这建议表面上合情合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张仕龙烈士的夫人，人称张仕龙媳妇。
　　在张太爷和三叔模糊的意识中，一定还记得这天晚上。这天晚上男人们正聚集在祠堂里，讨论着如何用张仕龙的田产向债主偿还赌债。正如张太爷所说，借债有学问，还债也同样有学问。债不能不还，但也不能一下子就还。要让人觉得你十分想还，具有还债的诚意，但还起来确实有困难，这样才能以压低利息来讨价还价；千万不能满口答应一下子全部还清，让对方觉得你家财万贯，从而心生贪婪再抬高利息。众所周知，这笔债务的利息再稍稍抬高一点儿，也是了不得的。况且以张仕龙留下来的那些房子和地，要抵去所有的本金，也是捉襟见肘的。所以这天晚上，在这盏老油灯下，张太爷和男人们十分热烈而认真地讨论着还债的诸多细节，由谁出面和那些债主谈判?请谁来评估张仕龙那片剩下的田产和房屋的价值?是先卖了地产还给债主现钱呢，还是直接用房子和地来论价?要不要请一个中介人来调解和作证?请了中介人，要不要给他付报酬?他们讨论得如此投入，以至于当门被推开，那个妇人走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
　　进来的正是张仕龙夫人，人称张仕龙媳妇。
　　她已经嫁到张家好多年了，由于没有生育，显得很年轻。她一身黑衣黑裙的孝服收拾得十分整洁，戴在头上的长长的白纱越发衬出小脸的白净，整个人显得素净而悲戚，更有些傲气。她并不在意周边那些瞠目结舌的男人，昂着头径自走到老族长身边，跪下了。
　　“谁让你进来的?”老族长有些恼火却也有些心虚，毕竟，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分张仕龙的田产，而这个女人正是张仕龙的媳妇。也正是她，在张仕龙常年在外闹革命的日子，操持和维持着这份田产。没有她的隐藏，这点田产肯定被张仕龙变卖光了。
　　“我知道我不该，”女人十分镇定地说，“可我怕再不来，就没地方吃饭了。”众人窃窃私语。老族长有些尴尬。男人们心情复杂地望着这个孤单的女人。“你有什么话，尽管说。”老族长尽量和颜悦色。
　　“我怀上了！”女人大声说，“我有了他的娃。”
　　众人先是寂静，之后便哗然。
　　老族长看看众人，又看看妇人。
　　“张仕龙媳妇，你懂我们张家的规矩么?”
　　“我懂。”
　　“你知道如果作假，会怎么样?”
　　“知道。”
　　“那，你把刚才的话再对众人说一遍。”
　　“我怀上了，是张仕龙的种。”
　　人群再次蠢蠢欲动，老族长伸手制止大家，然后微笑着看着妇人。
　　“那我们就等着看了。果子熟了，没不掉下来的，对不对?”
　　还债一事就这样放了下来。尽管人们心存疑窦，或者说干脆不相信，但没人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她。不错，张仕龙是很少回家，在开始的几年确实如此；不错，这女人确实有明显的动机来撒谎；但问题是，恰恰张仕龙在被捕前那些日子，那几个月，却经常回家。相信女人所说的事实，这，已经是绰绰有余。众所周知要让一个女人受孕，也就是一小时，甚至几分钟的事情。所以，张仕龙媳妇有充足的理由来漠视和反驳众人的怀疑。问题的关键正如族长所说，是这事实的结果。也就是说，张仕龙媳妇必须在最正确的时间——早一些晚一些都不行，把这枚她事先预告的果子，产出来。族长说得很精辟，果子熟了，没有不掉下来的。于是全村的人，整个张家的人，都在等待着这枚果子，带着张仕龙血肉的、能够继承张仕龙那几十亩田产的果实的成熟。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那条早已被人说了无数遍的真理：事实(果实)胜于雄辩。
　　那么张仕龙媳妇是怎样做的呢?她每日照常住在自己的——当然也是张仕龙的房子里，照常打点着雇工们干活，照常到那暂时属于自己的几十亩地里走动，但她多了一件活计，这便是缝纫小衣服。她托人到集市上买来了布，自己裁剪一番，就坐在门口做起了针线。村里人都能看到她做针线的样子，看到那些小裤子小棉袄如何在她手下一点点成型，眼尖的人还能看到她的肚子也一点点成型——一点点大起来鼓起来，最后成为一个标准的孕妇样子。又过了几个月，她便不太出门了，说是身子不灵便了，需要静养。她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是站在家门口挺着肚子等待一只母山羊。据说她托人卖掉了几分地，换来一只能产奶的母山羊。
　　“谁知道我有没有奶呢?”她对人们讲，“我母亲生下我时就没有奶，我娘说女人的奶是老天爷的口水，时有时没有的!”
　　这天是个腊月天，半夜里下起了雪。人们听到狗叫，看到一盏红灯笼引着一个邻村的接生婆到了女人的宅子里。村中有人认得那接生婆，知道她常给这一带的女人们接生，和这女人还算远房的亲戚。第二天天刚亮消息便传开了，女人生了，而且是个儿子。
　　老族长带着张家的男人们在祠堂里讨论了半天，掐着指头算了无数遍，最后承认在日期上似乎是没有破绽。最后的决定是派几个女人前去探个究竟。带头的是张太爷的媳妇，按辈分张仕龙媳妇该叫她大婶娘。大婶娘带着几个女人提着一包红糖一筐鸡蛋进了那个宅院，一进门就看到窗户都用棉布帘遮住了，一个雇工正在厨房里烧着开水，里屋的门帘上拴着坐月子标志的红布条。几个女人见到这布条便不由得压低了声音，直听到里间张仕龙媳妇的呼唤才进去。张仕龙媳妇正在床上躺着，她的脸色和所有的产妇一样苍白，头上戴着产妇的白布帽，鼓鼓的肚子已经塌陷下去。她的身边多出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那婴儿满脸绒毛却高鼻方额，有经验的人能模模糊糊看出一位未来美男子的模样，而且确凿无疑的，这是个男孩儿，能够绰绰有余理直气壮地继承张仕龙那几十亩田产的男孩儿。大婶娘和女人们带着复杂的心情一起探身去看那熟睡的孩子，夸奖了孩子的俊俏之后便叮嘱做母亲的，别久坐别受风别动凉水别生气，总之女人月子里落下病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哩。女人勉强笑着一一答应了，之后却白着嘴唇说了一句话：“大婶娘你的这一番话可让我放心了，可是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我不像你们，我们现在可是孤儿寡母，只有让人挤着踏着，没人撑腰了!”——说着说着女人便哭起来，几个女人想起此行的目的不由面面相觑十分尴尬。好在张仕龙媳妇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番劝慰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到了众人告辞的时候也能笑一笑了。临走的时候，她突然说了一句：“大婶子，有件事我想麻烦你一下，好不好?接生的走得太急，家里没个女人，我又不好找那雇工的……”——语气间有十分为难的意思。大婶娘正自己愧疚呢，哪有不答应之理，便说仕龙媳妇，你有事尽管说吧!张仕龙媳妇便红着脸说：“门背后有些东西，麻烦你帮我拿出去埋了，好不好?”
　　大婶娘和女人们往那门后一看，见一条脏了的裤子，里面包着血糊糊的一团，还有一些带血的布片布条什么的。几个女人变了脸色，心头堵得慌嘴上却只能硬挺着，连说没问题没问题!便将那东西拿起来。张仕龙媳妇躺着，十分虚弱地、病恹恹地加了一句：“用簸箕装着吧，怪龌龊的。”
　　那东西是人胎盘。大婶娘和几个女人捏着鼻子埋了。大婶娘气冲冲地回到祠堂，对着等待在那里的一大堆男人，劈头便是一句：“这样造孽的事情，我可是再不干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看到那个俊俏的小男孩一天天长大，除了生得谁也不像这一点外，其余的倒还让人放心。孩子被取名继红，聪明伶俐带点儿淘气，书也读得好，人们都说，这点儿像张仕龙。谣言偶尔也是有的，比如，此前，这一带有一对弹棉花的外地夫妇，女的怀了几个月的身孕之后就突然不见了，传说她生下了个死婴，之后夫妇双双去了外地，蹊跷的是这女人生产的时间和张仕龙媳妇几乎是在同一天，给这两个女人接生的是同一接生婆!更有趣的是有人见过那对弹棉花的夫妇，便从继红高鼻深目的面孔上看出了那个英俊丈夫的影子，于是另一种版本便产生了，即在继红出生前——确切说是九个月前的某一天，这个男人曾经到过张家的院子里弹棉花，那可是个漫长的春日啊，张仕龙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有人看见张仕龙媳妇端着一碗茶水，笑吟吟地走到这个男人前……但谣言终归是谣言，人们说一说也就忘记了。
　　继红越来越聪明，张仕龙媳妇治家有方，田产和儿子样样出息。三叔仍然像以前那样到处游荡，惟一接济他的倒是张仕龙媳妇……
　　如果不是土改，如果不是那件事情，日子也许会这样，在人们的猜疑和淡忘中慢慢过去。然而工作组还是来了。
　　一队工作组，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穿着旧军装戴着旧军帽，进到了村子里。张家祠堂里的灯开始彻夜长明，据说是工作组在开会。张仕龙媳妇一见到这灯火就心神不宁……
　　这一天果然来了。有一天晚上，她被叫到了祠堂里。几个工作组的人，几个张家的长辈，都在那里。
　　人群里还有一个人，这就是那个接生婆。接生婆老了，更富态了，她不做这活计也有几年了，还买了房子添置了地，日子过得好多了。一见到接生婆躲躲闪闪的眼睛她就明白了一切。她淡淡一笑，平静地说：“买房子和地的钱是我给她的。因为她帮了我的忙。人要知恩图报。”后面这几个字让接生婆更深地低下头。
　　接生婆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请求她的原谅，说查到她田产的来历，她不能不说明出处。
　　女人淡然一笑，加重语气说：“你做得没错。”
　　“可是你错了!”一声怒吼在她耳边响起，这是张太爷，他狠狠拍打着桌子，“你是个骗子!贱货!臭娘儿们!偷我们张家的贼!”女人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仇恨和控诉之中。她最大的罪行就是用一个野种假冒烈士遗孤骗取了烈士身后的财产，人们强烈要求工作组主持正义收回这笔财产，将它发还烈士真正的亲人三叔。在这所有的声音中三叔的嗓音无疑是最响亮的，在他的说法中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在协助哥哥干革命中贡献掉了，现在得到哥哥留下来的财产简直是天经地义。可惜工作组的人注意到了他身上时常冒出的酒气和谈话中的自相矛盾，又打听到了他作为前赌徒、嫖客的历史，尤其是那名女干部，对他言谈中那种对妇女的蔑视极为不满，她神情激愤地说：“谁说丈夫死了财产不能归妻子?这简直是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嘛!”
　　几天后，张仕龙媳妇再次被带到祠堂里，这次在场的除了张家人还有村子里的外姓甚至包括许多的妇女们，因为工作组坚持认为这桩财产纠纷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张家的内部事务。
　　张仕龙媳妇这次没有忘记带上继红。她给继红穿上了一件打着补丁，但浆洗得十分整洁的衣服，拉着他的小手走进祠堂。人们让开了道。毕竟，这个女人还有善于持家和通情达理的好名声。
　　“龙秦氏(这是张仕龙媳妇的正式称呼)，他们说你带来的这个孩子并不是张仕龙烈士的亲骨肉，这是不是事实?”工作组发问。
　　女人低头，小声回答：“是。”
　　一阵骚动和嘀咕，有人骂了句什么。
　　“你要如实坦白事情的经过。”
　　女人开始谈了。她从自己的身世，自己嫁到张家谈起。她说她是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娘家家境贫寒。从嫁到张家的第一天起，就把这里当作自己一生的依靠。她说到去世的张仕龙父母对自己如何好，张仕龙对她如何好，也很委婉地说了自己对张仕龙干革命的支持和担忧。在她讲述的过程中张太爷曾几次想打断她，都被那个女干部制止了。
　　“不许乱插话，要尊重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解放了，妇女也翻身了……我们必须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她严肃地对不耐烦的男人们说：“难道因为她是个女人就不能谈自己的想法了吗?”
　　在她的坚持下，张仕龙媳妇更有信心了，她娓娓而谈，谈到了张仕龙的牺牲，还谈到了三叔欠下的巨额赌债，以及祠堂里男人们召开的家族大会，作出的那个决议。人群开始更加不安起来，张家的男人们很尴尬，而外姓人家却开始窃窃私语。女干部神色严峻，而张仕龙媳妇的声音更大了。
　　“我错了，可我是被逼无奈。这点房子和地，是我惟一的依靠，我不愿被逼得流浪，那样我怎么活啊!因为，我，我在娘家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个孤儿啊……”
　　张仕龙媳妇泣不成声了，继红懂事地抱住她的胳膊，一边叫着娘，娘，一边哭着去抹她的眼泪，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女人都潸然泪下。女干部的眼圈也红了，但她神色依然严峻。她走到女人身边，抚摩着她的肩膀大声说：“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现在时代不同了，妇女再不能受压迫，有党，有政府给你作主!”
　　你一定也能猜到，工作组做出的结论是什么。张仕龙媳妇作为烈士遗孀，理应保有烈士的土地和财产，但是考虑到三叔生活的困难，张仕龙的土地可以分出十亩供三叔耕种。
　　聪明的张夫人又及时提出腾一间房子供三叔居住并提供他的衣食所需，这令工作组的人很满意，也让原本想干点什么的张家族人无话可说。之后合作化了，土地全归了公，这旧账也就不了了之……
　　“你的亲生父母在哪儿?”我冷不防问来继红。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们，也不想见他们。是这个母亲抱养了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了我，我就是她的儿子，我就是张家的人!”
　　掷地有声。我无言以对。
　　“咳，没人能理会我做人的苦楚！”继红叹道。“他们眼中我就是个贼。可天理良心，那会儿我只是个吃奶的娃儿!除了这个母亲，我没有别的亲人了……你还记得，我爹坟上的那棵树么?那会儿，他们就商量着要砍那棵树分那坟地。我母亲拿着根绳子，往树下一坐，说谁想作孽，我立马就把自己吊死在这树上!亏了工作组，他们才没动手。一个好女人啊!”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情景：一个女人，手拿一根绳子，坐在大树下。大树是槐树，树下有座坟，坟里埋着她的丈夫。天色渐晚，槐树的绿色褪去了，草地的绿色褪去了，远山的青色褪去了，都褪成了淡淡的灰黑色。灰黑色中，她手拿一根沉重的绳子，坐在风里，坐在夜色中，坐在树下。她在守着这棵树，确切地说守着这座坟。她必须守住这座坟。这座坟给她提供了活着的根基。她的土地、她的房屋、甚至她这个人，都和这坟休戚相关。没有了这坟，她便什么也不是。没有了这座坟，她便像一片从树梢吹落的枯叶，像一片卑微的草屑，四处漂落，无家可归……起风了。是那种呜咽的、冷冷的风，吹在她单薄的肩膀上，吹在她望着远方的、眼角挂着风干泪水的眼睛上。在她遥远的注视中，她看到了什么?
　　这个为自己争得了田产的女人，最后仍然死于饥饿。她的独子，她买通接生婆抱养过来的那个男孩继红，刚刚中学毕业就因为一桩莫须有的罪名进了劳改队。女人哭干了泪水，病倒了。没有人给她送水送饭，也没人为她请医生。那个与她住在一起的小叔子三叔，对她的疾病和呻吟视而不见。她死的日子，离养子继红回来的日子，只差八天。
　　房间中弥漫着浓重的烟草气味，继红手中的烟锅已经几次熄灭，又几次点燃。
　　“世上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难找。你见过我那媳妇，那嘴脸，不用我说了。可她是在我从劳改队回来的时候跟的我。也难为她了。她不是菩萨，她待三叔的作为，村子里早传开了，可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进劳改队就是因为三叔，要不是他折腾，我母亲能死得那么早么?她才四十多的人!”
　　“你为什么进的劳改队?”
　　“是为一两句话，模仿我笔迹写在我日记本上的话，那是诅咒当时无产阶级最高领袖毛主席的话……然后被人交了上去。你知道是谁交的?”
　　我直直盯着他，心中预感到了什么，却说不出来。
　　“是三叔。狗日的三叔。”他轻描淡写地说，哈哈一笑。
　　他敲敲空烟锅，装到衣服口袋里，瞥了我一眼。他的眼里又闪过那种我熟悉的精明神色。
　　“说起三叔，我还真琢磨起一件事情来，像三叔这样的老革命……”他嘲讽地笑了笑，“一九三几年的苏维埃委员，政府现在不给点照顾么?”
　　他慢条斯理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叠得工工整整的一张纸来。是从村里小卖部买的那种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面粗糙，印着红的格子，脆而薄。他打开那纸，上面用钢笔抄着省政府转发的中央民政部的一项优抚老红军老战士老党员的条文。字迹粗大而流畅清秀。
　　“你和县民政局王同志不是很熟吗?他就管这事。还有王调研员，他说一句话，也很管用的。再有，你是省城报纸的大记者，你用笔鼓捣一篇文章，也能办到的。”
　　原来他早就打听好了。我只有答应。都称我是大记者了，且是省城上来的嘛。再加上刚才我已经听到了那么多倾诉，继红分明把我当成了朋友，再不答应就太不符合我的为人了。继红听到我的承诺，放心地站起来，四处环顾房间，发现了我打点好的行李。
　　“你就这样走了?不来我父亲的新坟上看看?明天，就迁坟，和我母亲迁到一起。”
　　我又被逼住了。
　　傍晚的县城烟雾弥漫。赶集的农民们已经回去了，灰色的道路显得宽敞而空落。我送继红走出招待所，却发现一个老人蹲在门前台阶上。竟然是三叔。他穿得整整齐齐，显然被精心梳理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躲开我和继红，反而迎上来。继红假装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我只好停住了。老头急急忙忙开始说话了。
　　“唐……唐同志，咳，咳，呕——那件事，我记起来了，咳，咳。”
　　“什么事?”
　　“我哥张仕龙……咳，咳，他是被抓到县上去的，咳，咳。呕——他……他还骂了。”
　　“骂什么了?”
　　“咳，哓，还骂了。他骂，骨头是……骨头是你的，鞭子……鞭子……呕，呼噜噜，呼噜噜……”
　　“鞭子是你的。”我说。
　　“是，是，呕——咳，咳，还有，还有……”他焦急地眨巴着眼睛想努力把话说完，“我是个老革命，老革命，我……咳，政府该给我，给我一政府该给我……咳，咳，呕……”
　　我说我知道了。打断了他的话，望着那抖索索的寿星眉毛，我感到悲哀。
　　
　　五
　　
　　我的传记获了奖，在编辑部上下引起了一番议论。从这些议论中我才知道，虽然同事们在那天给了我毫不吝啬的赞扬，但从心底里，他们对我的评价却不如他们当面给我的那么高。在编辑部的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个人，写出的第一篇传记就能获奖的，况且，又是我这么一个才从一个新单位招聘过来的。
　　从人们对我的称呼就能感觉出来。以往，人们管我叫“小唐”，但从得知获奖的那天起，我就被报社领导委任为“唐编辑”了。
　　我说：“怎么不叫我小唐了?”
　　人们说：“我们可不敢乱叫呀!”脸上挂着那种怪怪的笑。假如我因为稿件的问题和谁发生了争执，我的称呼就会再升一格，变成“唐大编辑”。我渐渐明白这种升格对我在报社的地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这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回想继红讲述的这些是是非非，三叔和张仕龙媳妇的形象是那么清晰地凸现出来，张仕龙烈士的事迹倒退到远方，淡化成一幅有点苍白的背景。我不能肯定继红说的是真的。他的讲述毕竟太主观，太有情绪性，颇像一个传奇故事。但它又很真实，有一种完整的逻辑贯穿始终，按照这种逻辑继红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它让人感到遗憾。我百感交集。正是这种百感交集让我来到传达室，拨通了王调研员家里的电话。
　　这个小县城里，家中有电话的除了书记县长之外寥寥可数，王调研员家中却有一部，由此可见“省管”两字确实了得。听到我报出姓名后那头的小保姆放下电话，之后我听见房间里的嘈杂，还有乌兰托娅一个我熟悉的流行歌曲传来：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一只狗的吠叫声打断了女人哼着歌的询问，调研员拖鞋的踢踏声过来了。
　　“你好啊!唐记者！”调研员的声音很热情，在他说话的间隙我能听见一种半清脆半沙哑的“咯哒咯哒”声，那是他手中的两枚翡翠球，它们正在摩擦碰撞——那球此刻正在他的手上。
　　“看到我给你留的条子了吗?”
　　我说我看到了。“我打这个电话正是为了这个事。”迟疑了一下，我说，“张继红刚刚到我这里来了。他给我谈了许多事。关于他的身世。”
　　“哦!”翡翠球的“咯哒”声顿了顿——“你原来不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哦……
　　沉默。只有翡翠球的咯哒声在慢慢响着。我能想象出他一边拿话筒一边若有所思转着球的样子。
　　“不过，”我轻描淡写，“这事情倒和张仕龙烈士的事迹本身关系不大。”
　　“可不是嘛，都是烈士身后的事情，所以，我也就没对你说。”他赶紧说，翡翠球的声音又大起来。
　　“可是我感觉……我感觉不是很好。”
　　“什么不很好?”咯哒声又一停。
　　我将张继红给我讲述的故事，尤其是三叔想强占他们家产的事情说了。我说：“张继红要我帮忙给三叔办老干部优抚，我当然责无旁贷，但心里，对这样一个赌徒、嫖客和酒鬼，还是有些很矛盾的想法。想不到当年的一个革命者竟然会堕落成这样!”我感叹道。
　　调研员一直没有说话。那两只翡翠球的碰撞声随着我情绪和声调的高低时断时续，时强时弱。最后，它们终于停下来。安静。
　　他说：“我想你并不能完全责怪三叔。三叔的田产，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变卖了干革命的。到了后来，张仕龙媳妇把财产藏起来说是用完了，这里又急着用钱，张仕龙便让三叔把自己的那份拿出来用。他们是兄弟嘛。这点我知道，那时开会我都在场。而且，三叔去大烟馆、去嫖妓和赌场，在一开始，是张仕龙派他去的，是为了打探消息。那时候这种事没人愿干，一是怕上瘾，二是要花钱。张仕龙让他兄弟去，他兄弟就去了。但后来，他是不是上了瘾，刹不住了，我就不知道了……”
　　“咯哒”声带着清脆，带着不容置疑，大声响起来。
　　
　　六
　　
　　鞭炮在车窗外面轰然炸响，一方玻璃上，天地被浓缩为一片灰底，上面翻飞着团团红火焰和黑纸屑。车门尚未打开，外面的喧闹声已经夺门而进，那是唢呐声、鞭炮声夹杂着锣鼓声。车里坐着县民政局县党史办、民政局等等人员，其中包括王调研员、县民政局一位李副局长和来自省城的我。谢天谢地，王调研员没有带上他的旅行团和那两只翡翠球，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神情有些沉郁，一路上很少与李副局长说话。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使得李副局长不断“拍”我马屁，说什么我读了你不少发表的文章，很不错很有深度，你是个大才子之类的捧承话。
　　直到停车，听到鞭炮声，王调研员突然凑过来和我一起往车窗外张望。“继红这小子真是个灰十样锦。”王调研员喃喃说。
　　“什么?”我没听清。“灰十样锦!”王调研员大声说，对我一笑。我想起来了，这是王调研员正在寻找的稀罕物。他说的不错，继红在这乡村里，是个灰十样锦。
　　我们走下车去。出乎我的意料，村里的人都来了，还有许多外面的人，据说是当年参与过起义的老人们。张太爷和张家的族人都在那里。继红穿着白布孝衣，腰间系着草绳，他那长得有些老相的媳妇和几个孩子头上披着长长的白布巾，鞋子上都蒙了一层白布。到处是纸车纸马，纸花纸钱，纸轿子纸房子。高举着的纸幡迎风飘扬。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了继红新修好的他爹的坟墓。
　　这确实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坟墓。比起这一带通常的坟墓，它无疑要气派很多。坐落在村北朝阳的小山坡上，由两圈依次高上去的椅背状石墙与周围的山体隔开，石墙里面的地面用水泥抹平。中间的（椁室）坟墓用坚固的花岗岩砌就，前有墓门，墓门旁有两方墓柱，雕刻着麒麟、狮子、蝙蝠、万字等祥瑞图案。墓前立有黑色墓碑，碑前有庭院状空间，两级宽敞的台阶，供后人参拜。墓碑比一般人的要高大得多，约有3．2×2．9尺见方——一般人的只有1．6×2．6尺，据继红说，这是依照当地刻有“兴、旺、衰、徽”字样的鲁班尺来量就的，安装时还特意让墓碑后仰一两分，以示得阳气之意。墓碑用罕见的大理石为材，打磨得十分光亮；后面刻有张仕龙烈士生平及其妻子龙秦氏的简略事迹，正面，是十分劲遒的、刻在大理石上的字迹：
　　先考张仕龙大人之墓
　　下面是一行小字：
　　儿张继红孙张虎孙女张兰敬立
　　
　　这称呼让我感到意外。可仔细一想，又合情合理。总不能是“革命烈士张仕龙之墓”吧？毕竟，这墓是继红花钱建的，而那位革命者对他来说，确实只是“显考”而已。况且这又是一个合葬墓，是张仕龙烈士和他的妻子龙秦氏百年之后的新家。烈士颠沛流离一生，谁说最后不该有个安逸的归宿？可我总觉得不伦不类，怅然若失。
　　我看了看县民政局李副局长及优抚处的同志们、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们，还有王调研员，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同样的尴尬。这里毕竟有一个“公”与“私”的界限。毕竟，我们这些人，此刻原本应该站立的地方是烈士陵园，而不是家族墓地。
　　高音喇叭已经拉上了，张继红首先对着话筒发表演说。他面红耳赤，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粗重的呼吸狂风般从我们头顶掠过，激昂的声音时常被刺耳的电流噪音打断。不过总的说来，他的演说是有条理的。
　　首先，他感谢了“省上和县上的各位领导”的关怀——尽管“省上”来的只有我一人。之后，便陈述他此次迁坟的由来和经过——难免牵涉到历史积怨而指桑骂槐。最后，他谈到了意义。
　　在他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这次迁坟的意义已经不止是实现烈士生前的遗愿——很遗憾我对此一无所知，还上升到了家族的和睦、祖国的统一甚至人类的和平。稀稀落落的掌声之后轮到了王调研员。他以烈士生前的战友和县党史权威的身份，再次重温了烈士那可歌可泣的短暂一生，以及他和烈士并肩作战的惊险过程。王调研员不愧是王调研员，他的叙述声情并茂娓娓动情，声音平稳徐缓，节奏和情绪都控制得恰到好处，显然已经在不同场合操练过许多次，普通人听了绝对愀然动容。最后，红着眼圈的他强忍住悲痛十分简洁地总结了继红此举的意义：张继红同志为烈士修碑，功在千秋。对于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意义重大。因为，刻在这墓碑上的烈士事迹，将随着这墓碑，永远流传下去。
　　紧接着，县民政局李副局长也走上前，继续着王调研员的那一番陈词和高调——或者说是官腔。
　　他们都没有说我写的传记，就好像写在纸上的就不能流传下去似的。张继红似乎发现了这一点，有些恶作剧地看了看我，我却并不介意，还朝他微微一笑。老同志的心思大部分用在搜寻十样锦上了，这样的疏漏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他们并不知道，墓碑后面的烈士生平还是出自我的手笔呢！
　　在场面上的一般程序进行完了之后，人们开始进行实质性的程序：迁烈士遗骨。
　　所有人都敛了神色，一副严肃的样子，但眼睛中却都闪着亮，透出兴奋。从小我就听说了许多民间葬俗，那些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详的习俗例如大殓小殓守灵回七，在我听来都闪烁着神秘的色彩。更何况我还想亲眼一见那遗骨。到目前为止，我知道了太多的我的主人公的身前事身后事，但他的形象对我来说，就只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模糊的影子。我的好奇对我所崇敬的烈士也许有几分大不敬，但未必全然没有理由：这骸骨难道不能让我更加领会生命的意义，更加珍惜烈士留给我们的遗产？
　　带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出发了。吹着唢呐、敲着大鼓、举着幡帐、抬着棺材的队伍在田野上行进。新坟和旧坟相隔并不算远，一队人马很快就到了。一座挂着幡帛的简易小棚已经支起，据说是用来“捡骨”和入殓用的。那旧坟，我曾经见过，仍是那么平淡、卑微、朴素，和新坟的张扬相比，它野草的萧瑟、半坍的低矮让人生出几丝悲凉。
　　人们似乎是第一次发现了这一点，神色变得小心翼翼而谦恭，就像是面对一个平素亏待了的亲人，心生几分歉疚。我注意到队伍中有一个神色凝重的老者，身穿黑色长袍，额头上勒着三根红色的布绳子，手中缠着白色的丝绵，两条胳膊上，一边托着红绸布，一边托着白纱布。
　　王调研员低声告诉我，这老人是当地的“骨师”，其职责是专为人迁坟或二次葬时捡拾骸骨，那红绸白布和头上的红带子，都是为了托放骸骨用的。当地习俗，对待死者通常是人土为安，只有当家中怪事不断或家人屡次生病，或者后代发迹想要重新为祖上修墓时，才会有迁坟捡骨这类事情。捡骨并不是人人爱做的行当，需要花很高的费用才能请到一个骨师……
　　现在，那具崭新的棺材也被放下了。棺材用上好的楠木制成，沉重而厚实，上面雕着花纹，里面铺着红色丝绸的垫底。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我的主人公将被从地下那具寒酸的破棺材里请出来，躺在这柔软之中，隆重送到那豪华崭新的宅第中重新安葬，享受到他生平从未享受到的显赫和气派……从这个角度说，张继红做的，谁说没有意义呢？
　　按照习俗必须先点燃纸帛和香烛，焚香祝祷，请求祖先的同意。张继红带领家人在坟前恭恭敬敬地跪下，燃纸焚香地做了所有程序，又叩首若干，之后便正式开始挖坟。骨师带着几个青壮年拿着铁锹走到坟头。继红撑起了一把油纸伞，在他们上面张着。我奇怪地望望天空，连一丝雨滴都没有。
　　“这是习俗，孝子必须张开伞遮住光线，不能让祖先的尸骨见到天日。”王调研员低声告诉我说。
　　所有的人都屏声静气。铁锹闪动着，一锹锹半干的土被扔到旁边，形成了一圈小的丘陵。隐隐传来人的喘息和铁锹碰到石头、草根的声响。随着慢慢的掘进，铁锹的每一次碰撞都会引起人们的猜测，是不是碰到棺材盖了?也有人低声议论着，都过了这么多年，棺材会不会已经腐烂了呢……
　　终于碰到了什么，低低的一声钝响，一片土哗啦啦掉下去，有什么塌陷了，人群一阵骚动，老骨师神色肃穆，只说了一句：“到了。”便拿着红布和白纱布走上前去。继红撑着伞，脸色紧张得发白。工人们清理了塌陷的土块之后便退到后面，老骨师走下去，他蹲下去的身子被土堆挡住了。所有的人都伸着脑袋朝那里张望。几块腐朽的木板被小心翼翼地拿上来。之后是一阵寒寒搴宰的摸索之声。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但是很快，老骨师便站了起来。他的脸色很难看：“这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是一座空坟。”
　　他的声音还没有落下，便被一阵骚动打断了。三叔，一直站在人群中的三叔，脸色白得像一张纸，慢慢倒了下去。
　　一锹锹泥土被抛在坟边，顺着坡面滚落下来，在他听来，就像是砸在他的身上，潮湿、滞重、带着刺痛和摩擦的声响。正是夜晚，秋雨萧瑟中，年轻的他站在那棵刚刚栽上的槐树苗的后面，看着几个穿黑衣的人在那座垒起不久的坟上忙碌。他们的身影时而俯下时而仰起，在夜空下沉默无语，怪异而诡秘，带着寒意。一顶用白纸白绢装饰着的大轿子在坟边悄悄等待着，写着“冥间大喜”、“新婚大吉”字眼的白幡在雨中颓然摆动，两个亡人之间的婚礼即将开始……
　　油灯幽幽地亮着，棺材盖终于打开了。一个黑衣人上前看了看，又走过来停在他面前。
　　“你哥多少岁?”他问。
　　“二十九。”他回答。
　　“……那女子二十，年纪上倒是合适。”黑衣人和另一个人商量着。“……只是身上有伤，怕是不大好……可是那女子明天就得出殡，已经等了半个月，没有更合适的了……男方算是入赘，他们同意么?”“……给钱，就同意……”他们的声音时断时续地从风中传来。最后，黑衣人默不作声地走过来，将一只布包放在他手里。
　　“就这样定了，剩下的我明天给你。”他木然站着，看着他们跳下去，将哥哥抬出来……
　　一股尸体的气味扑面而来，那是一种他从未闻过的气味，恶臭而腐朽……突然，他看到了哥哥的脸。两颊已经塌陷下去，一侧的牙床露了出来，上面缀着团团青灰色的霉斑，就好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哥哥突然变老了，变成了一个长相怪异的老人，脸上还恶作剧地挂着一朵霉色的花。哥哥正望着他，对他微笑。这微笑是他熟悉的，温和，带着嘲讽……
　　恍然间他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遥远的夏日。他和哥哥站在村外小河中。哥哥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清凉的河水从他胸前哗哗流过，钻过他幼小的身躯，快要把他推倒了，淹没了……阳光下的水面波光粼粼，一望无际，天地茫茫，没有别人，没有一个人，只有他……他焦急地喊起来：“哥!哥!”他快哭出声来了。“哥!哥!哥!……”哗啦啦一声响，一条金光灿灿的鲤鱼撒着欢从水里跳出来，哥哥像一条金色的鲤鱼在他身边猛然跳起来，站起来，用手抹着脸上的水。亮闪闪的水金灿灿的水，带着微笑的水，带着阳光的水，唱着歌的水，从哥哥的脸上哗哗落下，溅到他脸上……
　　他转过身，跪在地上干呕起来。低沉的唢呐带着嘶哑在夜风中响起来，响起来，向着前方走远。他跪着，干呕着，抽泣着，抓紧了手中的布袋。隔着一层薄薄的布，他能感觉到那里面的东西，那是沉甸甸的银圆，正发出冰凉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