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五一假期,陪着爱人回了一趟娘家,东常庄——离市区不远,二十分钟的车程。其实我们不少来,每周都回,只是因平时工作忙,来去匆匆,看看老人、吃顿饭,偶尔巧了赶上农忙,帮着干点儿杂活儿,很少有时间在村里久留、并四处转转。最近几次,岳母总说,村里现在搞得可好了,像公园,你们不去转转?但都没在意。心想我们从小农村长大、成年后城里工作、生活,村里和城里的景致我们再熟悉不过来,变?还能变成啥样?这次有了闲暇,便信步在村子里走了走。 岳父家在村子的最东边,紧挨着205国道,由此北去直行十来公里就是贯通市区南北的迎宾大街,向南不足千米就是石黄高速出口,交通便利,车辆往来穿梭、熙攘繁杂,故本村素有黄骅市南大门之称。村子东西长、南北窄,我沿着村里的中心街道一直向西。平坦的柏油路面标线画的规规矩矩,黑、白、黄三色分明,路两旁的雨水明渠干干净净、路肩平平整整,树木郁郁葱葱随着路面向前铺展、延伸,几百米的长度,虽然平直的能一眼望穿,但每走一段也有不同的风景,一步一步勾引着探究的好奇心。灰墙红瓦掩映在房前屋后的绿树丛中,风一过,树叶哗啦啦的响,却不见一丁点儿尘土,路面、街巷、小广场都铺着彩色地砖,经过前段时间“美丽乡村”建设,的确像公园了。最抢眼的就是树,杨树高挑、柳树妖娆、榆树端庄、枣树泼辣……交错混杂在一起,不似城里经过园艺修剪、规划过的那般整齐划一过于呆板,它们更加随性、任意,更加活泼。村东大多是砖瓦房,村西大多是老旧的土坯房,有界线但不明显,高低相间、错落有致,走在街道上婉如踏入时光隧道,能看出光阴荏苒的痕迹。将走到尽头了,路南是一个荷塘,还不是赏荷的季节,但漂亮的围栏,依岸的垂柳,泛着微波的水面时而掠过一两只燕、雀,倒也别有一番情趣。荷塘的周边是菜畦,统一用蓝白相间的栅栏围起来,横平竖直的田埂分隔成大小相仿几何图形,规规整整,一家一块,种的五花八门,葱、蒜、油菜、菠菜……高的、矮的、开花的、不开花的、采收完的、刚发芽的……热闹非凡。绕过荷塘,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举目向西南一片豁朗,大片的麦田像绿色的海洋漫无边际,太养眼了!甚而有点眩晕感。加之迎面暖暖的风扑过来,裹挟着泥土和嫩叶的芬芳,一下子就有了些醉意…… 随处都是美景,但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好像就在这“随处”二字之上。随处都是,随处都有,若要找出点儿略有些历史厚重感的东西,就得说说荷塘边的那口古井了。古井开掘于光绪年间,虽然年代算不上久远,一百多岁,也是村里的最长者了,是村子一部浓缩的艰辛史、奋斗史。据老人们说,与周围的四个常庄(杨常庄、于常庄、刘常庄、张常庄)不同,东常庄最早就是一个纯佃户村,没有自己的耕地,附近邻村的佃户们在此聚居,渐成村落,所以没有地主、乡绅,也没有大户门、大家族。因此很晚才有了村名,好像也是由习惯性的称谓转换而来——在其他几个常庄以东。经过数代人的拼搏,有了自己的耕地、房产,总算有了财力能开掘一口像样的甜水井,结束了喝苦涩渠水的日子。这样一路走来的东常庄人,有着无以比拟的特殊性格,犹如那广袤的盐碱地,坦荡而豁达;犹如那野生的红柳,倔强而坚韧;犹如那躬耕的黄牛,勤劳而质朴。只有这样的性格,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刚正不阿,才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凛然之风。 我脚下的这条街道叫“佟麟阁路”,村里不仅有佟麟阁路,还有赵登禹街。起初我见了路牌时,觉得东常庄人太能扯了,北京有条佟麟阁路,小小的不过五六百口人的村庄居然也去效仿北京,好可笑啊。当我步入村里的抗日博物馆时,听村里的老人给我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我不再觉得可笑了,反而肃然起敬。所谓“抗日博物馆”,就是三间临街的土坯房,里面陈设简单,主要是一些图片、文字类的东西,比较空泛。唯有“五爷”的故事听得让人热血沸腾,方觉得狭小的空间里充溢着一股英雄之气,低矮的土坯房立时高大了许多,出门后再回首当需仰视了! “五爷”名刘树栋,字云亭,东常庄人,生于1895年,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骑兵科一连,1916年5月毕业,长期在直系军队和西北军任职,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1年1月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少将副参谋长。参加过枣宜会战、豫南会战、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1945年湘西会战前,因急性胃穿孔病逝于湖北谷城县茨河镇行营,病逝于抗战前线,国民政府为表彰其抗日功勋,追授陆军中将军衔。据村里老人回忆,“五爷”为人豪爽正直,典型的东常庄人的性格,常言“驱除外虏、快意恩仇、效命疆场、死而何憾!”因志趣相投与抗日名将佟麟阁、赵登禹八拜结交,又同赴国难,书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也给东常庄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和足以为傲记忆。正是因为“五爷”,佟麟阁、赵登禹才与东常庄结下奇缘,引出了一段兄弟三人朝夕相处,茅草屋里秉烛夜谈,纵论国事、筹谋抗战大计,而后同赴疆场,先后慷慨赴义的历史佳话。 追忆那段尘封往事,就得先了解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从西北军、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说起。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进逼察哈尔和热河边境,威胁张家口,这是京津地区西大门。在中原大战后失去政治地位,处于隐居状态的原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激于民族大义,决定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合作,利用其在西北军旧部的影响,到察哈尔组建一支义勇军,抵抗日寇。1932年10月冯玉祥到达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将29军留在察哈尔的一些后备部队进行扩编,29军军长宋哲元为西北军旧部,默许了冯玉祥的行为。不久,大批从热河溃退的东北义勇军投至冯玉祥麾下,许多西北军旧部和当地爱国民族武装力量,甚至蒙古族地方武装都投至冯玉祥旗下。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察哈尔省主席,委任佟麟阁为代理主席。还暗中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抗日同盟军,并发表通电,揭露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自立山头”的行为。冯玉祥一手建立了西北军,雄踞西北和华北多年,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入其麾下,再加上冯允许共产党在同盟军内活动,蒋介石对冯玉祥欲除之而后快,公开声明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断绝内地与察哈尔省的一切联系,禁止枪弹、粮食、医药从内地进入察哈尔,命令晋绥军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尽管如此,同盟军还是于1933年7月收复多伦。多伦之战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但是由于得不到国民政府承认,给养全靠自筹,也无后援,十分困难。最终,冯玉祥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收编。佟麟阁、赵登禹、刘树栋三兄弟抗日之志未遂,身为军人不能抗战杀敌、保家卫国,不胜悲愤,毅然相约隐退。受刘树栋之邀,佟麟阁和赵登禹于1934年初辗转来到了东常庄,三兄弟在此度过了数月的隐居生活。 据村里老人回忆,他们带来了不少枪械弹药就埋在了刘氏老宅附近,数量多少?具体有些什么?已无人得知,但其中肯定有一枚炮弹,因为有人曾亲眼见过。三兄弟在东常庄的这段隐居生活到底在筹谋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准备用这些军火干什么?岁月流逝,英雄故去,已无人知晓了。但通过此前和后来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也不难想象,一定与抗战救亡有关…… 在隐退期间,宋哲元再三敦请三人出山,加之民众抗日热情日益激昂,三兄弟相继重披戎装。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再后来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的故事就不必赘述了…… 在往回折的途中,我仿佛完成了一次时空的穿越,走在佟麟阁路上,我终于找到了那点儿缺少的东西,这随处都是美景中的最美!东常庄不是好高骛远盲目的去效仿北京。村民们也不是因为家中排行老五的刘五郎贵为将军才尊其为“五爷”,而是因为他给村子留下了一笔无比丰厚精神财富。当一个人的付出——每一滴汗、每一滴血、乃至生命,融入国家、民族的事业和命运是何其的幸福、荣耀与骄傲,也会令故乡人世代为之而自豪。这就不难理解他们慷慨赴义时如何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肉体剧痛和对死亡的恐惧,笑得那么甜美、走的那么从容了。五爷身后未留分文,相比豪商巨贾,五爷算不上成功人士,然而东常庄人却至今尊其为五爷,精心呵护着抗日博物馆,甚至埋着那枚炮弹的刘氏老宅也成了村里一块不可亵渎、不容侵犯的圣地。东常庄人也早已把佟麟阁、赵登禹当成了本村人、本族人甚至家人,为了永远铭记那段与英雄同饮一井水的日子,他们给自己的街道取名佟麟阁路、赵登禹街。回想当年那场旷日持久的抗倭之战,就连东常庄这样的偏僻小村庄都有一条佟麟阁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日寇虽强焉有不败之理! 追忆那段峥嵘岁月,当年的偏僻小村庄如今已风景如画,这里本该如此美丽,这里本来就如此美丽,因为这里有条佟麟阁路,英魂若有知亦应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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