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岁月，酸涩如橄榄。我必须用心咀嚼品尝，直到耗尽我的一生。
　　
　　母亲出生在四川筠连塘坝一个极其落后的乡村，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家里又穷得叮当响，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她和当时绝大多数穷人子弟一样都是“睁眼瞎”，正如乡亲们说的“扁担大的‘一’字也认不得一个”。
　　
　　二十多岁时，嫁到一户穷苦人家，长年累月含辛茹苦的劳作。然而，没想到那家人竟然根本就没有把母亲当人看，经常咒骂她毒打她，甚至不许她吃饭！受尽了虐待，她没有想到过反抗，以一个女性最大的容忍程度书写忍辱负重的辛酸，悄悄的把泪水咽进肚里。直至那家人以家族名义这一传统的强大的势力，把她和一个八九岁的儿子赶出家门，致使母子俩到处流浪。
　　
　　母子俩相依为命，四处漂泊流浪，最后来到了云南，来到盐津牛寨的一个穷得连狗屎也不生蛆的山旮旯里。
　　
　　我的父亲出生于1907年，在大约五十二三岁的时候死了妻子（我的前娘），带着一个姐姐和哥哥艰难度日，生活举步维艰。又二年，母亲带着儿子（也就是我后来的二哥，在七十年代死掉了）来到我们生产队里，经人介绍，父亲收留了她们，并且组合成了一家人，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了近20岁。
　　
　　大跃进运动过后又是搞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生产队里也搞“敌富反坏右”、打倒“牛鬼蛇神”等运动。生产队统一吃大锅饭（母亲后来告诉我说那是吃伙食团），山村里缺水，没有水田，只种苞谷、小麦一类主食庄稼。每人每顿只有半碗粗糙的包谷饭，被伙食团的师傅弄得松松散散的，不可能得到坨坨饭吃。菜呢，几乎没有——种菜吃了不胀肚子，一心一意种粮食，蔬菜这些不让乡民们重视的东西就基本不种植。一年四季几乎沾不到一粒油星子，更别说吃肉了。母亲和乡亲们一样时常饿得病怏怏的，整天菜青着脸，根本没有多少力气干活。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了，就去挖蕨根来当饭吃，还吃火草、绵口苕、棕米籽这些难以下咽的也没有营养的东西，要活命啊，就得填饱肚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生不逢时，一出生就赶上那场万劫不复的大运动。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出生时特别羸弱，还不足五斤重。父母和乡邻们都为我是否能长大忧心忡忡，再加上母亲由于自身都没有吸收多少营养，就没有奶水给我吃。是父亲拼着他年过花甲的身子，在劳动之余爬上陡岩陡坎去挖一种叫“山当归”的臭味难闻的药材，烘干拿到市场上去卖了买白糖喂养贱命的我，稍大些，又买来大米磨成粉，煮成米粉粥家白糖喂养我。母亲在我开始记事时还笑着逗我：“白糖包包”能够长大了。那神情带给我的是慈祥和快慰。
　　
　　在我五岁那一年，外公家举全家之力喂养了一条猪，腊月里杀了猪，剖了半边拿去交给国家（叫卖任务），另一半边留下自己吃，母亲带着我去吃“刨汤”，据说那次我吃肥肉吃得太贪，把满桌子的人都吓住了。那次可能真的吃的太焖，致使而今已届不惑之年的我一看到肥肉都仍然畏惧三分。
　　
　　打我能记事时起，母亲的衣服上随时都有一道道十分打眼而又令我心酸的景观——汗水干了以后留下的一块块白印子，犹如干涸了的盐碱滩涂。那景象意志非常坚定的根植于我记忆的骨髓里。
　　
　　文革结束，社里的伙食团也下放了，各家吃各家的饭，但种庄稼等活儿还是大家集中在一起干，实行记分制，到收获分粮时按各家工分多少分粮。母亲每干一天只有6分（最好的劳动力有10分）。虽如此，她不争不吵，毫无怨言的和社员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正是我们这些小娃娃穿开裆裤的时候，尽管挨饥受饿，也照常要满山遍野疯跑疯玩，随处都能看到陡崖上用石灰兑水书写的大大的标语，多少年风雨洗礼之后那些历史的印迹都还在以肆无忌惮的清晰的面目炫耀自己的辉煌——“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有一年五月极为炎热，一天母亲和大家在一个壁陡的坡上给包谷苗薅草，“草盛豆苗稀”，母亲用尽全力拔一丛杂草，不想草起人翻，几个翻滚摔了下去，幸好一个刺蒺藜丛拦住了她，被乡亲们救起，已经摔了个半死！家里无钱给她医治，就躺在家里养伤，父亲找了一些土方子草药给母亲包扎、治疗。明伤倒是渐渐好了，但从此却落下了养身病——随时头昏头痛，就是这无法医治的万恶的病魔后来最终要了母亲的命！
　　
　　那时社里家家户户都响应上级号召，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有线广播，每天中午或是晚上，队长定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全社的社员们听得十分认真。节目完了队长就开始给大家安排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的活儿，各样农活安排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粪的挑粪，薅草的薅草……安排完毕后也放放歌曲如《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大海航行靠舵手》什么的让大家伙儿放松放松，感受感受党和国家的温暖，也是为了鼓足社员们的干劲。
　　
　　干活时，主要劳动力如哥哥这等人就干那些重点的妇女老人干不了的活儿。妇女们如母亲一类就干轻一些的活儿。不管干什么，母亲总是出工走在最前头，收工走在最后。然而与大多数乡亲们一样，年底分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眼看就要青黄不接了，就用火草、棕米籽、四季豆叶子和在饭里蒸着吃。实在没有吃的了，就去四川借稻谷，放到石磨中推来连同谷糠一起蒸来吃，那味儿吃着很刺口！这些食物我小小年纪就通吃过了，现在想来，那令我心有余悸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终于，土地承包到每家每户了，庄稼好坏由各家侍弄……
　　
　　母亲十分勤俭。在艰苦年代饿怕了饭，落在地上的饭哪怕只是一粒她也要拗着捡起来吃了，连说自己饿饭饿伤心了，还告诫说人不能踩着掉在地上的饭，踩了脚要生石纫，长大后才知道这是一句谎话，无非是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罢了，这就犹如炖猪脚吃的时候大人们对男孩子们说：猪蹄叉你们吃不得，吃了猪叉叉，以后会叉着媒婆的嘴巴，媒婆说不出话，你就讨不到媳妇儿，光棍儿就打定了。
　　
　　母亲不会找钱，也找不到找钱的门路，我敢肯定的说，从她手里经过的钱，一生也不足一百元钱！她在烧柴火时滗一点木炭积累起来，叫我读书（小学）时背倒集市上卖了，给她买裤带、棉袜这些小东西。她不会认钱，这主要是经手的钱太少的缘故。她也基本不买东西，实在要由自己亲自买东西时，把一把散钱丢给人家，拿着货物就走人，也不管钱够不够，找不找退补，弄得人家卖东西的人也哭笑不得。
　　
　　我们给她买的新鞋新袜新衣服她老是舍不得穿，总是把以前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说老实话，母亲的针线活很笨拙，就是袜子后跟烂了尽管只有贰分硬币那么大一个洞，她也会很不吝啬的找出巴掌那么大一块给它缝补上去，既不美观也不经济。
　　
　　但是母亲的记忆力却非常好。人民公社时期，她可以说是我们生产队的记分员助理，一月两月前哪一天队长安排做什么，母亲都记得一清二楚，还能加以例证和诠释更加让人信服。家中每个成员出生的年月日时他记得一清二楚。
　　
　　山村的每个夜晚都十分孤独而单调，煤油灯如萤火虫一般闪烁摇曳，乡亲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撮包谷出来推磨——磨包谷面。我家推磨的活儿几乎都落在母亲身上，人吃的磨得细一些，还要用筛子把糠皮筛掉，做出来的包谷饭虽然被乡民们戏称为“满口钻”，然而吃了身体硬朗有阳刚气质。猪牲口吃的可以磨稍微粗些，也不过筛子。要是有电，有钢磨那该多好啊。母亲一个人直推得腿酸手软，粗气直喘，她也随时在嘴里不停的嘟哝：这孤老磨，推没人推，吃倒有人吃……
　　
　　母亲在六十岁时，仍然十分劳累，仍然几乎天天背篼不离身，不是背柴，就是割猪草、割牛草。老百姓说“少年怕读书，老年怕放牛”，这老来放牛的活儿偏偏让母亲摊上。对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没有牛，用什么来耕地耙田？我家的牛多数时候都是两三条，这些牛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母亲在服侍。不管天晴落雨，把牛牵到我家后面大山那边一个叫木梯岩的地方，让牛自由的啃草，母亲一边提防着牛吃庄稼一边就开始割草或者拣柴。等到了下午接近傍晚时分，牛已经吃饱了，母亲就背上背着草或者柴，还要身前身后牵着牛，沿着山村羊肠小道往家里走。母亲走得非常吃力，要是有时牵着的牛不听话，负重的母亲在中间就被拉扯得非常痛苦，弄得一脸的惨状，嘴里不断的咒骂。
　　
　　夏天的一个中午，本来晴空万里。转眼间，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就来了，母亲呼吸困难，浑身淋透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岩洞避了避雨，雨住风停，牛已经被大雨淋散了，再怎么找也还差一条。天也跟着黑了下来，木梯岩那地方全是荒山老林，平时也极少有人烟，还听说那地方有凶猛的如豹子一类的野兽。母亲吓坏了，她哭着跑回来告诉家里人，家里人又在队里约了几人去找，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在深山里找到……这些场景我没有能在现场（我在学校），但那是一种沉痛的实际存在！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虽然在家中最小，我却没有能够享受到那份有特权嫌疑的爱。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到了十岁的时候，年过花甲的父亲终于叫外侄子带着我去启蒙读书。家中虽有兄（同父异母）嫂，但家境仍然极其贫寒，我可怜的读书生涯风雨飘零七拼八凑多次濒临辍学，初中临近毕业之时，家庭主心骨——我的父亲——又撒手西归。无缘上高中考大学，东挪西借读了三年中等师范，当上了一个“孩子王”。我走上岗位的那个学校，环境和条件竟然比不上我的家乡。一年后调回了我读小学时的母校——河口小学，从那一年起我就把母亲接来挨着我过日子，一直到十七年后她去世。
　　
　　母亲心地非常慈善。从不伤害生灵，走路看见路上有虫子哪怕是一只蚂蚁，她也害怕踩死了它，径直避开它们走路，她常常教育我们说：小虫也是一条条的生命，你弄死了它们，你自己要短寿的，天老爷清楚得很的。“苍天有好生之德”这样的大道理她不会讲，也讲不出来，母亲的好生之德完全放在行动上。
　　
　　如果没有人提潲水去喂猪时，她把总是洗锅涮碗剩下的饭粒放在阳台上，我们问她放在那儿干什么，她说倒在垃圾桶里可惜了，放在那里让飞虫蚂蚁吃吃也好！我们也拿她没办法，只要她乐意，就随她去吧，老人家大好的心意，为什么要遏制这分仁慈和虔诚呢？
　　
　　母亲在农村时，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电视。挨着我生活后，她的孙子茶余饭后就放电视节目给她看，当电视放久了，她会叮嘱孙子把电视关掉，说是让他们（电视里的人物）去歇歇气，等他们吃了饭再放他们出来——她很少看到剧中人吃饭的镜头！当她看到歌星们在台上眯着眼睛唱歌，她会说，这个人还没有睡醒，把电视关了让他去睡醒了再放他出来唱！当看到打架凶杀的镜头时，她马上就紧张起来，大声喊着他们又在打架了，又要死人了，赶快关了！我们横着解释竖着说明，她总是一脸的茫然——根本听不懂——这样的事儿也许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它偏偏就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老实憨厚的母亲身上！
　　
　　母亲跟着我后，就再也没有干农活了，媳妇待她老人家很好，孙子也很孝顺，我带着一家人从村级小学走到乡级中学，再应聘到了县城高级中学，她觉着日子太好过了，提起以前的日子她就一脸的痛苦。远近的乡亲们都说母亲交的是辣椒运——老来红——拥有一个争气的孝顺的儿子，晚年坐享清福，满脸羡慕的神色。母亲听着心里自然乐滋滋的，受用得很。
　　
　　我上课，妻子做点小生意，孩子读书，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她在家闲不惯就给我们煮煮饭，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充实而安闲。但她的养身病始终时常发作，为她四面八方延医问药，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始终都不见有好转的迹象。她甚至常常责怪是不是离开老家走的方向不合，才会老是被病魔死搅蛮缠。但我搬了不下六次家，也未能从根本上使她的养身病有所改观！
　　
　　到了2005年，母亲的养身病一天重似一天，每天到一定的时候都会头晕头痛，晕痛起来连走路整个身体都一摇一晃的，不慎就会摔倒。我家住在三楼五十多平米的房子中，街上车来车往，也不敢让她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走动，只有我闲着的时候偶尔引领着她出去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刚进入初冬，她的身体就越来越羸弱，有时一连两三天都水米未进，全家人都在为她心急如焚。母亲似乎也感觉出难以逃脱此劫了，强烈要求我们送她回老家去，说怕死在县城里我们安葬她成困难，自己死也要死在老家。俗话说“落叶归根”，我们也就遂了她的心愿，护送她到老家去，走出门时她还说，等新房子弄完整了（我另买了一套新房子），让我再去接她来住新房子！走在荒野小径，她也不让我背，要求自己走路，母子俩就手牵着手，犹如小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带着我到地里看她干农活一样，母子俩走走坐坐，停停走走，她一路仔细端详那些熟悉的树木、竹林、山峰、荒坡，那些沟沟坎坎，一脸的依依不舍……
　　
　　回县城上了几天课后，老家来电话说老人家病得厉害，得赶快回去。这时母亲已经枯瘦如柴卧床不起，我背她起来，本来很轻的身体感觉已经很沉了，我知道，我母亲将真的不久于人世了。两天后，母亲带着对人世的深深眷念，带着她八十年的人生阅历，走了，走到乡亲们把它叫做阴间的那个地方去了，那么决绝，那么无奈与无助。
　　
　　两三天的法事超度之后，母亲就在乡民们的牵挂与念想中还山入土了。
　　
　　死亡的故乡是人生的尽头，斜阳衰草，荒野孤冢……
　　
　　而今，我回老家，看到挂在神龛上的满脸慈祥而略显忧伤牵挂的遗像，我就会心潮翻滚。为母亲极平凡的一生，也为母亲极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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