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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从小就争强好胜，不是因为一句话生气了，就是因为一件事觉得吃亏了。所以，和她在一起玩的小伙伴总是不长久。今天她跟刘华好，明天又跟刘英好，没多久就会这么闹腾一下，害的我姥姥惦着小脚儿从刘华家，跑到刘英家，用山东腔不停地喊她的名字——“伟伟，伟伟！”。
笑起来“哈哈哈”的，像“核桃车子”倒了，这是我姥姥形象的比喻。哭闹起来谁也哄不好。
在家里，我们仨也都让着她。
那时，她的牙齿不好，没等到换牙的时候，牙齿都烂得差不多了。前面的两个门牙缺损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说话漏风。这，常被别人当作笑料；而她，也常为此气鼓鼓地闹别扭。
到了上学那会儿，她还不太会梳辫子，我妈给她剪短了头发，我妹妹就梳着两个羊角辫，扎着红绸子忽闪忽闪地跑来跑去。
再稍大一点，她又变得精明了！
平时，大人会给我们点零用钱；逢年过节，也会给点压岁钱。她会积攒起来，存够十块钱的时候，会等来一次投资的机会。比如：我爸手头拮据了，没钱买烟，没钱打酒，会屈就向她借。我妹妹在心里打着小九九，把利息算好，然后借给我爸，然后再乐颠颠地跑去商店替他买烟、打酒，然后就是不停地催账...
我们仨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我爸这样宠着她，羡慕、嫉妒、恨啊！
豆蔻年华一闪而过......
兰小伟升到初中以后又有了新的举动。
那时，音乐——对农场的孩子来说，就是每周上一堂音乐课，老师踏着风琴教我们唱一首新歌，然后每天上第一节课时，文艺委员起个头，大家一起唱一遍，仅此而已。只是没想到，学校来了一位会拉手风琴的女老师，风姿尚可，才艺颇佳。也许那飞扬的音符、飘逸的神采深深地吸引了我妹妹，她开始闹着要买手风琴。
80年代，农场职工每个月的收入不足100元，一架手风琴将近800元。不知道我爸当时是怎么想的，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真的给他的“宝贝老闺女”买了一架“鹦鹉牌”手风琴！
我们仨又是眼睁睁地看着，又是羡慕、嫉妒、恨啊！
另外，她还喜欢上了体育。
打排球时，手腕上贴着膏药；
溜冰时，冰鞋不合脚，把脚后跟儿磨破，我姥姥唉声叹气地给她包扎、换药。
欢快的手风琴声在我家响了没多久，就没有声息了。
有趣的是，这一幕在下一代重复上演——我儿子上小学时，爱上长笛，悠扬的长笛声也响了没多久，渐渐地没了声息，过程和她小姨惊人地相似！
不过，她从小就很顾家，也很会照顾我们。
遇到大人不在家时，没人做饭，兰小伟就开始动手做“炒馒头”。她一边往灶膛里放柴禾，一边翻炒，往往炒得半糊不焦，人也被烟熏得乌漆麻黑。而此时，我正和我哥、我弟弟在屋里打成一团。
而她却一直都不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成绩中不溜。整天和几个女孩儿打伙聚堆，叽叽喳喳，玩得不亦乐乎。老师和家长督促她进步的时候，总有一句话：“你看你姐姐.，多用功.....！”，她也只是撇撇嘴，古怪精灵地不屑一顾。
大路两边绿野苍茫，一望无际的小麦，大豆，苞米，高粱是这片黑土地最丰盈的硕果。十八年来，看着它一季播种，一季成长，一季收获，一季蕴藏；土地的色彩从春天的黑，变成夏天的绿，变成秋天的黄，再变成冬天的白。周而复始，从不停歇。
我和我妹妹从出生到长大未曾远离过这里，熟悉的一切都是温暖的依靠，熟悉的一切都容忍我们放纵；熟悉的一切却也纠缠着我们不安分的心。
岁月像飞快的车轮带着我们姐妹俩，转过如花的年轮，转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在杭州工作安稳下来以后，特别惦念留在北方农场里的一家人，特别想念我妹妹总是喊：“姐！姐！”的样子。就算很多情景在久远的记忆里变得模糊不清，却在夜幕沉沉的梦境里清晰可见。总是默默地祈祷能跟家人团聚在一起。
1990年，我妹妹来到了杭州。没有杭州户口，没有工作，没有住处...
她在一个小店买过汽车玻璃，在一个小食品厂包过糖果，在杭玻阔板桥集体宿舍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她一方面，很抠门地算计着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开销，另一方面，也会下狠手给自己买一双“耐克”球鞋。精明、倔强、要强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兰小伟还是争强好胜，风风火火地张罗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热情的时候像一团火，刻薄的时候像一把剑；开心的时候“哈哈”大笑，不开心的时候总有人遭殃，被她骂的灰头土脸。
我们仨还是眼睁睁地承受着她的温暖，也承受着她的“折磨”，无怨无悔！
很庆幸，我妹妹到了换牙的年纪，换了一口好牙，至今洁白而整齐。到了这个年纪“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就是最大的福分。
因为有她，我们家的生活变得有力度，有节奏，有色彩；有她，也是我们家最大的福分。
201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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