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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之前，可以说我对奶奶是没有丁点儿印象的。听家人说，自我蹒跚学步时，奶奶就远走新疆姑姑家。一去六七年，直到我上小学。 那个冬天我放学回来，被带去大伯家。堂屋里很多人围着一位老太太。有人把我推到她跟前，“快叫奶奶”。我近距离看过去，她身材略微发福，花白稀疏的头发被一根黑色发带整齐的箍在后面，布满皱纹的脸上，一双眼睛亮而有神。一袭藏青色棉衣干净合体，脚踝处束着黑色绷带。她的脚是裹过的，小而尖，穿一双黑色绣花的尖头布鞋。不知怎的，那个日里夜里盼了无数次的奶奶，第一次见到，我竟没有任何的亲切感。我小声的叫了声“奶奶”，就要转身离开。她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看这孩子头发乱糟糟的，野孩子似的。拿把剪刀来，我帮她剪剪头发。“有人递过来剪刀。她在我头上前后左右忙碌着，一会儿功夫就剪出个娃娃头来。她说“照照镜子吧！”看着镜子里利索精神的自己，我忍不住笑了。她说“这才像个女娃样。” 奶奶一个人住在她那所土坯老房子里。房子很大，有一个方形的大院子。院子没有围墙，只设了一圈木栅栏。院子里有三棵枣树，院子外有棵大桑树。夏天的时候，桑树结满桑椹，我天天站在树下抬头看，看着它们慢慢从小长到大，从绿色变成红色，又终于变成了紫色。这时是我最高兴的一段时光。我抱住树干，哧溜爬上去，找个舒服的树杈坐稳，肆意的大快朵颐着。每每这时，奶奶就会迈着小脚，颤巍巍的走到树下，大着嗓门喊“快下来，爬这么高多危险，哪像个女娃家”。我无视她着急的模样，冲她摆摆手，继续摘了吃，直到吃的腹满肚圆才恋恋不舍的下树来。枣树有刺，却是不敢爬的。枣子红的时候，奶奶就拿了竹竿转圈的打。打落的枣儿一部分拿去分给邻居们尝鲜，一部分被奶奶放起来，留着做枣糕吃。 奶奶心灵手巧。她做的针线活，针脚细密匀称，简直可以和缝纫机媲美了。有些讲究的人家就来找她做衣服，奶奶都一一应下。于是，戴着花镜，坐在席子上穿针引线的奶奶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奶奶也很会做饭，简单的农家小菜，经过她的手竟也做出了佳肴的味道。我和堂姐放学后经常跑去奶奶家，帮她背柴火，然后蹲在灶台旁看奶奶一边往灶底添柴，一边舞动着铲子翻炒，一会儿功夫一盘菜就上桌了。我和堂姐顾不及烫，吸溜着嘴巴竞相抢来吃。奶奶在一旁笑“慢点吃，哪有个女娃的吃相”. 大字不识的奶奶却擅长针灸。她有一个厚厚的布包，层层打开来看，是一排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针。有些头疼腰疼的人跑来找她针灸。她就拿出针，找准穴位，稳稳的扎下去。看那人脸上或腰上扎满了针，我就想到院墙上的仙人掌，忍不住就笑。那人就说“女娃别笑，这样扎着舒服着呢，你奶奶真是个能人呦！”。 没有活计的时候，奶奶也会约上三五个老人来家里，几人围着小方桌，焖上壶茶水，悠哉悠哉的打牌。那是种长长的条状牌，黑白色图案，上面没有数字。我至今不知道那牌的正式名称。如今想来，对那牌还是有一种放不下的神秘感。 因着针线活和针灸术，还有开朗热心的脾性，奶奶在村里积累了极好的人缘。后来奶奶躺在床上的两个月里，来探望的人未曾间断。他们拉着奶奶的手，脸上流露出的是真诚的痛心和怜惜。出殡那天，浩浩荡荡的队伍正是对奶奶、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无上的不舍和敬重。 十几年过去了，街道改造，奶奶的老房子拆除了，那棵带给我无限乐趣的桑树也被砍伐了，唯一留存的或许就是我脑海里的这点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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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