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兵团战友
　　
　　我是1965年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在宁夏农建13师干了近15个年头。
　　
　　当时我虽然只有20岁，但已经算是连队里的老大哥了。我们连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居多，特爱冲动，爱打架。记得我们刚到连里不久，就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几个不同办事处来的知青大概是为了争谁是“老大”，混战一场，头破血流，乱七八糟。不久，他们又去学生连“林业连”东征，把人家打得稀里哗啦，据说还动用了刺刀之类的武器。从此便获得了“钢铁五连”的美名。这次武斗还惊动了宁夏军区。
　　
　　当天晚上就由宁夏军区副司令带着好几卡车士兵把我们连给包围了，我们连的那帮混小子，竟敢端着铁锹跟那些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对峙！这还了得！必须查出“钢铁流氓头儿！
　　
　　于是，他们开始逐一过筛子。我们这些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我也“忝列其中”，也被祖宗八代查了一个底儿掉。（关于这个故事，我的那篇“智斗军代表”一文已经写得很详尽了）我很感动的是，没有一个小子咬我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咬我们一口，我们就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我们当时干活儿多又极其累，吃的也就格外多，一顿饭连女生都能吃四五个馒头，男生则用两根筷子穿馒头吃，一根筷子起码也要穿上它四五个。我们的45斤定量根本不够吃。好心的女生就成了我们这些大老爷们的救命恩人。小胖子曲萍生就是我的“定点供应户”。她每月都支援我几斤粮票，让我度过了那可怜的岁月。
　　
　　我们最惨的岁月莫过于1969、1970年了。那时我们守着黄河河套，又有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却愣要吃返销粮。吃的都是从黑龙江那边支援过来的水浸高粱、水浸玉米。那些年那边老是发洪水，人家也吃不上什么好粮食。我们定量的90%都是吃这种发了霉的玉米面高粮米，连窝头都攥不成个儿。我的夫人又生孩子，定量10%的细粮都给她吃也不够。那时又没有油和肉吃。一年只能元旦、初一、五一、十一吃上每人二两肉，其清贫程度可想而知。就在这时，我的一位三连的战友史英谭、艺名史淡（人家现在可是国家一级演员），给我送来一瓶子白糖。这是多珍贵的礼物！我记了他一辈子！
　　
　　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我有一个棉垫子，盖了几年了，又破又烂。我的哥们儿、外号叫“歪子”的李金志，让我和他挤在一条褥子上，一睡就是几年：我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个战斗队。有一天，我们的反对派战斗队到连里搜查我们。我们连的张连友等人，把我锁在另一个屋子里，终于没有被反对派捉到：我带了一本《契珂夫小说选》和一本《中俄词典》，经常没事就翻翻。有时还带到连队会议室去看。为了掩人耳目，我在这两本书的封皮上包上了《毛主席语录》。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就是愣没有一个人告发我。这使我再返京后一下子考上两个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经常回家后再煮饭。孩子经常敲着饭碗到处要饭吃。孩子真像是俗语所说的“和尚的孩子，众人抚养。”……
　　
　　我的十四年兵团生活就是这么一天天过来的。虽然艰苦、甚或有些乏味，但是，我却交了一批矢志不渝的好朋友，甚至都可以称之为莫逆之交、能过生死的铁哥们儿，人生如此，夫复何如？
　　
　　我爱我的哥们儿、姐妹儿。我天天都在想你们！
　　
　　（2011年7月30日写作于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