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鸟身自为首

  山 歌

   2019年9月23日

        我因听一首《天涯歌女》抒发了几句感概，引起了一些朋友们的关注，遂想再多写几句，把我年轻时野性十足的趣味生活写一部分出来，聊以填补现在生活的空虚，兼答朋友们的点赞。

        如今是心灵鸡汤的社会，教人如何做人的语录满天飞。什么“要忍咧，要知足咧，过一天是一天咧，要快乐咧，如今比先前好过多了咧”等等，不一而足。但我总有异于常人，心里不平静，常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比如看到大学生被高利贷所逼、研究生被导师所逼而排着队跳高楼，我就愤慨；看到年轻的“白蚂蚁”、“蓝蚂蚁”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为保饭碗、为买房子，为找老婆或甚至为保住老婆，为小孩的牛奶费、学费而如牛负重，就叹息；看到他们被上司无情羞辱如狗一般毫无尊严，以至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就气闷，就“不知足，快乐不起来”。年轻人，“你们也有自发的文体聚会么？”我常愚不可及地想对他们作如此发问。“Out，out，这可恶的唐.吉可德似的家伙！” 我马上意识到不妥，于是这样自我批判着。如今年轻人的乐趣不在这里！他要干倒办公室的对手，他要防备随时可能降临的裁员风波，他当心着工资拿不拿得到手，他为生计奔波如牛负重；他还要挖空心思企图博得上司的欢心，他还想像着有获得与董事长、总经理或院长、处长攀谈的机会……。他连发呆的时间都没有，还自发搞劳什子文体活动聚会，吃饱了撑的，没意义！

         忧虑是催老的腐蚀剂。我既念叨着现在的年轻人，又不想快速衰老下去，就想了一个美妙的方法，当然不是像很多同辈退休人那样天天沉醉于唱啊跳啊麻啊之中。我是阿Q精神胜利法者，常忍不住对现在的年轻人唠叨：我年轻时———比你们阔得多啦！因此我常在回忆中去享受那曾“阔多了”的正常的蓬勃生活，试图在那精神会餐中驻颜。每当我看到年轻时代曾经历过的旧物、旧事，甚至听到旧歌的时候，就如同手里捏着一张张旧船票，痴痴呆呆地想着滚滚长江碧空已尽的那艘巨轮的模糊样子，久久陶醉着！这方法驻颜是否有效尚不清楚，然而那弊端早就出来了，缓老尚未成功，人却成了“九斤老爷”①。

       “年少拥佳友，时衰冷陋厨。醉歌邀彩鹭，能饮一杯无。”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自作主张为单位收回三十多万欠款，区、市两级诉讼皆胜，因而触怒了债权、债务两方顶层，被赶下合资企业“老总”位置，觅食于江湖，于“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写下的诗。虽说是诗，却是写实，尤其是第一句，写的是我最得意的青年时期。那时无论是当农民伯伯还是当工人叔叔，我走到哪里都有一帮意气相投的朋友，每当节假日或下班时，就有三五人或七八人从四方八面自然走拢来，干什么呢？就是玩！玩乐器、摔跤、举重、游泳、讨论文艺、学习马列毛著作等等，整个青春期间各类活动从未间断过，真个是后生子夭夭，意气风发。当这些“阔多了”的经历现在一幕幕出现在脑海时，就产生了要把它们表现出来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一篇。由于曾经“阔气”的东西太多，不能在一篇文章中全部体现，当用若干篇来完成。本篇是听音乐而起相思，我就从玩乐器搞活动说起。

         我童年生活的牛头洲灵官渡一带有着吹打弹唱的小风气。我小学时吹笛子，中学时拉大筒，当农民伯伯时又转向拉二胡，参加工作后又玩小提琴和扬琴。我玩这些名堂都是混出来的，“斜视眼看黑板——瞟学”，没有如今200元一节课的师承。附近同时混的很有几个小伙伴，高兴时就在一起合奏几曲，后来玩到了社会上，人数也多了。我们那时的混玩，用如今“统计叫大数据、骨瘦如柴叫骨感”等高雅的时髦语，称之为乐器组合也名副其实。组合虽不丰富，但笛子、二胡、扬琴、小提琴、吉它（1973年就有人弹吉他）还是有的，自然少不了“小妹妹唱歌郎奏琴”的场景。我呢，除吉它没有玩过，以上乐器都喜欢。因为没有师传，因此那水平是“脚板出汗——水平低”，仅限于自娱自乐，不能登大雅之堂。比如说对二胡、笛子我还比较熟络一点，二胡拉个“赛马”还不太绊式样；小提琴的水平则只是对二胡的硬移植，拉拉“卖花姑娘”、“白毛女”等几个短曲还可以，独奏曲就不行了；扬琴也是一样。

        当农民伯伯时，落雨天或晚上，换去一身汗臭味的衣服，发小王乾顺就来喊我了：“搞一曲啵？”“要得！”我这样回应着。于是我到他家里去，或者他到我家里来。有时我也带着笛子或二胡到“亮博士”家里去，合奏几曲。一般来说，他们拉二胡我就吹笛子，他们吹笛子我就拉二胡，或者都是二胡和笛子。开始是二胡1-5（哆嗦）、5-2（嗦唻）、6-3（拉米）地拉响起来，笛子则相应地用D调或G调或其它合适的调相和。合奏的曲子有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和“北京的金山上”、“学习大寨”、“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等几十首歌曲。只要我们一嘎嘎割割地响起来，房子里的人就渐渐地多了，都是家门口附近的闲人，老人、小孩和妇女都有，看得高兴了也有人跟着哼。没有人喝彩、鼓掌，也没有人挑剔，都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听着，反正看我们这样的玩乐看多了，并不当一回事；我们也不管观众的多少和态度，完全沉浸在曲调中，这本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足嘚瑟。经常有从外地或本市厂矿回老家休息的“大哥大”来加入，那就更热闹了。他们之中有几个近似专业水平的高手，只要我们与他们碰到了，总有人开口“玩一盘”？后者自然响应，于是又另外喊人，吆吆喝喝，各自回家拿出“行头”到某一个人的家里去，就操琴吹笛玩起来了。在宛转悠扬、活泼明快的乐曲中，要玩半天或半晚，才尽兴。后来我和朋友们还学会了一套鼓乐，我们的乐器组合就更加出彩了。

        玩得最高兴、最热闹的时候是大年三十晚上。在家里吃过团年饭后，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飞快跑出家，碰到谁就和谁商量，到哪个家里去，一路上哦嗬喧天喊人。我们一般都喜欢到谢贯益家里去。贯益家里虽然是富农阶级成分，却是我们的哥们。我们这伙人中有贫下中农子女、中农上中农子女、地富子女，但大家滚得一起玩从没有什么区别。贯益长我们约3岁，脾气极好、长相清秀。他家里人口简单，父亲早已病逝，只有爷爷、母亲和两个妹妹；他的母亲和妹妹们是生性寡言少语的人，从不讨厌我们的喧闹，他的爷爷谢菊嗲又是极和气幽默的老爷子，平日就和我们这些“细伢子”划得来，常讲点搞笑的小故事给我们听，我们也冒大冒细喜欢和他逗乐。过年的大型聚会，乐器组合成了配角，歌声与笛声齐飞，旦角共老生一色，贯益的家就成了如今的春晚舞台。

         记得196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在贯益家里聚集，如我似的十六、七岁的伢妹子就有七、八个，也有几个比我们大两三岁的“大姐大”，都是回乡知青；还有几个是在工厂工作的“大哥大”，林林总总十几个人，挤满了贯益家的独屋。开始就是聊天，在外工作的“大哥大”毕竟见多识广，发挥了长沙人的特色：天上晓得一半，地上一概全知。他们炫耀工厂“歇人不歇机”的机械化程度，把享受到的什么福利待遇分享给我们听，馋得我们眼睛发亮；也吹一些国际国内见闻。什么在越南战场，美国飞机只炸中国部队的防空阵地，不炸苏联防空部队的防空阵地，那原因是中国防空部队总是要打下美国飞机，而苏联防空部队只是把美国飞机赶走，所以美国飞机最恨中国防空部队等等。讲得最精彩的是惊心动魄的“梅花党”的故事，最搞笑的是“我是县长”之类的段子。说笑一阵后，就唱起样板戏来。演铁梅的是一位“大姐大”，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她站起来把衣襟稍微往下扯一扯，喉咙里“嗯”了一下：“奶奶您听我说…..”这大姐大的普通话还真不赖，虽然带点“塑料”味道，声音却很朝（音：招）脆。待我们拉二胡的吹笛子的奏了过门后，她清脆的一声“我家的表叔……，”获得了满堂彩，到最后“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大家不约而同地跟着唱起来。接着是演李玉和的谁出来了：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红灯记》里最慷慨激昂又最难唱的段子是“雄心壮志冲云天”，当“李玉和”唱到“狱警传似狼嗥我迈步”这里，临到后面的“……出监”两个字时，我们有几个伢子就忍不住一齐吼起来，把那“监”字的高腔从胸口喷涌而出，荡气回肠，响彻屋宇；又当“李玉和”唱到：”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放开了喉咙把“……天”字抖出来，高亢的音调五岭逶迤九曲十八弯，跌宕起伏直抒心臆。唱了样板戏，就演歌剧。由贯益的小妹妹静益扮白毛女唱“扎红头绳”，在长沙磷肥厂工作的王发哥做杨白劳，我们的二胡和笛子也开场了。“红头绳呢，快点找跟红绳子来”，王发哥喊着。贯益赶快翻箱倒柜却一时找不到，情急之下，也不知是谁五急复六急，把自己的红色毛线衣的底边扯发了线缝，用牙齿咬断了一截红毛线，交给了王发哥。王发哥是老练的，他佝偻着腰，一出场大家都笑翻了。只见他的下巴上贴着几条约寸多长的细细的白纸条，表示着白胡子。他一边走向坐在椅子上的“白毛女”，一边随着我们的乐器唱开了，声音也显得苍老，用手把“白毛女”的头发盘来盘去，又引起我们的一阵哄笑。静益是极害羞的妹子，轮到她唱，她半天不敢开口，我们的乐器响起来了，她还冒张开嘴。在大家的调笑中，她总算开口了，喉咙却张得不开，唱起来细声细气的，在旁的“大姐大”和其他的女孩子只好帮唱，带着她，好歹唱完了。

        歌剧演完了，接下来的是以王发哥为代表的“大哥大”的情歌开唱了。我们这些小满哥也才见识了王洛宾的歌曲。王发哥等人唱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跑马溜溜的山上”、“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含苞欲放的花”等歌。王发哥唱着唱着就把两只眼睛在妹妹们脸上睃来睃去，睃得姐妹们脸上都成了妃子红。在歌声中、哄笑中，“晚会”一直搞到大年初一的一点钟多钟才结束，回家时家里人都早已睡了，门虚掩着。

         我们的玩乐纯粹是自发随机组合的，人多就大热闹，人少就小热闹。在没有人打扰时，周家三妹就会来我家。她唱歌，我拉二胡或吹笛子，唱的歌中就有“天涯歌女”。三妹的喉溜子极好，嗓音响亮清脆，能唱高音，在我们那一带是著名的。

         说到鼓乐，那是值得骄傲的！1968年大队部要谢克全老先生教一些年轻人玩鼓乐和耍龙灯，以便开展活动时热闹。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大队部的五队和六队的我们就成了当然徒弟。谢老先生是民国地主，吹打弹唱、耍龙灯、玩狮子样样出色。我们一帮发小八九个，晚上或下雨天在灵官渡大队部，跟着他学习打锣鼓。一群人都有分工：敲鼓的，打锣的，打钞的，敲小锣的，吹笛子的，拉大筒的等等，一套熟齐；大家各司其业，“主业”熟悉后又互相换位，我是以吹笛子为主。没多久，我们就学会了一套鼓乐——“长锤子”；也学过几次龙灯，至今对“团鱼磨沙”这个动作还有模糊记忆。

         以后大队凡有大型活动比如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和庆祝“九大”召开等上街游行，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打先锋。慢慢我们的鼓乐有了名气，就有本洲的或河东的白喜事人家请我们去搞鼓乐热闹热闹。所以说长沙市的“弹四郎一曲”我们这拨人要算是前辈之一了。但我们去搞“弹四郎一曲”只是帮忙，从不收钱，也没有想到收钱的事，在那时讲钱会被人笑话的，是很丑的。我们只是吃饭、喝酒，主家敬烟我们也接着，装模像样地学着抽烟，但散棚后就不抽了，家里是不允许的。参加工作后，我们就不与“弹四郎一曲”沾边了。

         最惬意的是我们常于暮春之初、夏秋之际，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夜，带上鼓乐行头，把生产队的船划出去，泛舟湘江河心，一顿鼓乐咚咚锵锵地敲起来，笛子、二胡、唢呐等八音齐奏，响彻两岸。是夜也，月明星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洗去一天疲惫。鼓乐歇息之时，我们环视两岸，仰观宇宙，游目骋怀，也会一时兴起，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一人带头，众兄弟扣舷而和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老五是这伙人中的活泼金属，他有次问道：那“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中的“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如何解释？大家就热烈地讨论起来。有人揶揄道：你认得灵官渡划拨社女子班的彭妹子还冒得一天，就送歌本子给她，你是什么意思？只怕送歌本子是假，打她的主意是真；“来即我谋”，谋就是打主意，你到这里来就是打我的主意的。我们听了这个最通俗逼真的解释，都笑得前合后仰歪在船边上。“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不亦乐乎，信可乐也！

1971年下半年我当工人叔叔了，玩的范围就广了，玩到了长沙的三面边界：东到圭塘的长沙正圆机械厂，南到豹子岭以外的长沙冻肉厂，北到伍家岭的长沙氮肥厂。城中则是以长沙工人文化宫为主。到长沙工人文化宫和长沙正圆机械厂或附近的矿通机械厂去，是邀约一帮人摔跤；到长沙冻肉厂则是举重和玩乐器都有。玩乐器去得多的地方是长沙管道厂、长沙冻肉厂、机床厂和长沙氮肥厂等单位。我和长沙管道厂的豹哥性格相投，关系比较密切，常和他一起出去玩。豹哥的一个同事，是弹吉它的好手，他一边弹，一边唱：多幸福……。他说他用吉它弹这首歌迷倒过不少满妹。但我总觉得这吉它实在简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还不如月琴好听，从没有想要学它，不料后来竟然全国风行，年轻人以会弹吉它为荣。我们在各工厂玩乐器，种类相应多一些，吉它、三弦、二胡、扬琴、小提琴、笛子等都有。我们经常是在休息日或下班后随意到哪个的单位去，而那单位的朋友无论是谁，只要是会玩乐器的就当然成了接待我们的主人。大家先是互相介绍一下，聊一顿天，然后用各自的乐器合奏起来，玩一顿，又互相评一下各种曲调的风格。乐器一响必定就会吸引一帮青年男女来看热闹，都是主人的同事，一时鸦啼鹊鸣、莺声燕语，热闹非凡。他们看得高兴时，也会你推我、我推你的出来高歌一曲；满哥的歌声有低哑也有浑厚，满妹子的声音清脆动听。唱到高兴忘情时大伙儿就开始打情骂俏了，把唱歌的或围观的满妹子们羞得如四月的映山红，把“演唱会”推到了高潮。“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这情调在自发的文艺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是白天到吃午饭时就在那个单位的食堂里就餐，不像如今什么都要讲究到馆子里去吃，那时是不兴这个的，只图玩得痛快。

       那时的我，喜欢穿着洗得现出淡白色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脚蹬上海出的白回力球鞋，把裤脚按略一寸的维度往上卷四度，肩上扛着扬琴盒或小提琴盒，穿梭于南北工厂，往来于东西各方；醉心于“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味道，前呼后拥，玩得风生水起，不可一世。但是，我也有疑惑，都说“音乐是爱情的先导”，可怜我玩了那么多年的乐器，“疯”的地方也多，硬是没有哪个“织女”送“秋天的菠菜 ”过来，倘不是现在家里的“领导”当初的收留，我只怕如今还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多年后我就此事请教家里的“领导”，她答道：你读中学时就把头抬得高高的，眼睛望天，拽得二五八万似的，别个怕了你，还什么先导，你乐器玩得再傲，看了你那副样子，跑都跑不赢，还送“菠菜”？酸菜都冒得。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恍然大悟。

        “友谊是年青人的通病”，那时的年轻人并不要熟识，只要碰上了聊上了路就会成为朋友，都很豪爽，就会经常约在一起搞这样那样的活动。没有生活上的攀比，只有特长和技巧的观摩和交流；没有下岗失业的顾虑，没有欠薪之虞，没房子照样结婚，反正单位要管；没有担心受吓看领导脸色行事的小媳妇心态，碰到不合理的事甚至还会“朽”（教训）车间主任或什么领导一顿，反正你不能把我怎么样。没有后顾之忧的我们快快活活地玩，正如歌曲“溜溜的她”所唱的那样，“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

        自结婚以后，我就没有碰过乐器了。我家“领导”是教书先生，性喜静不喜闹。在夜晚，她要批改作业，看作文，备课。你想，在她正为学生那狗屁不通的作文伤脑筋的时候，我扶着二胡在一旁“耙割、耙割”，你说她烦不烦？莫说我的演奏水平不高，就是有闵慧芬、宋飞的水平，哪怕奏出来的是柔和温馨的“甜蜜蜜”，她也会因焦躁由静女变作狮子吼的！于是在“领导”的一再抗议下，我忍痛把它们戒了。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我六十岁时，女儿送我一把二胡，我看到二胡，感觉很突然，好像看到了陌生的东西，不想动它。这时候的“领导”倒是开通起来，鼓励我把它重新捡起来。重新“捡”起来？谈何容易！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打手生。我这一丢就是三十多年，兴趣都没有了，我把二胡扔到角落弯里。又过了几年，一次在百无聊赖中，我不经意忽然瞧见了它。看着，看着，有种老朋友的感觉，于是我走过去把它拿起来，打开盖子，拿出二胡，整理了弓毛，擦了松香，再试着调弦。这才发觉真的是如“胡子老爹”②说的，人老了，弦都调不准了。好不容易调好了弦，右手把弓一拉，左手指一按，如同三十多年前一样：6.  35｜6.  35｜6……满以为《赛马》中那天苍苍野茫茫中的骏马激越奔腾的声音会随着右弓左指倾泻出来，哪知，从琴筒里出来的却是晦涩的吱吱呀呀的声音，还间杂着尖锐的噪声。我拉了一阵，味同嚼蜡，很有为难感，又把它放到一旁去了。几个月后我又看见了它。我想，还是把它“捡”起来吧，现在我的时间大把大把的，何不把它们都“捡”起来呢？把一切的烦恼消除在乐器弹奏中不是很好吗？我要是把笛子、二胡、扬琴都“捡”起来，把鼓乐也“捡”起来，甚至自己一个人打一套完整的“长锤子”，包括敲鼓、打锣、打钞等，手脚并用，并配一把唢呐，自娱自乐，多好啊！

         这还只是计划，倘若实行起来，我真的能在过去时代的镜像中越来越年轻，我就会在同辈人中逢人遍告：“忘却现在，快活从前”！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他倘不快活，自会寻找将来的出路，我何必担忧。我只能告诉他们：年轻人，鸟身自为首！

注：①鲁迅《风波》中“九斤老太”的翻版。

   ②“胡子老爹”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接头的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