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签约到一个邻近贵州的偏僻小县去任教,我与老家的母亲拉开了两百多公里。离家前的晚上,母亲为我打包那床特地为我做的棉胎,利索地打个结后,母亲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人生地不熟的,一切靠我自己努力,放长小假和寒假就回老家了。国庆小长假很快到来,听说村里的小卖部安装了一部无绳电话,我给店主挂个电话,约定晚上九点与母亲通个电话。通话时,母亲按耐不住兴奋之情,大声与旁人高兴地说过两天儿子就到家了!赶回到县城时,天已经浓黑,我收到母亲从村里小卖部打到我手机上的电话,母亲说了很多话,连邻居家水牛跌山的事都与我说了。饭后我问母亲,怎么会想到要打我手机而且说那么多话。母亲说:“你坐的是过路车,乘坐一天的车,怕你睡着了错过了镇上的路口忘记下车,已经让你大弟骑摩托车到镇上等你了。”我顿时感到无比羞愧,谅我自诩为男子汉大丈夫,在母亲的眼里,我就是她心里永远长不大的儿子。她对我的归期充满期待,但同时又隐忍着牵挂我归程安危的煎熬。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说子回百里母生愁。只是母亲这愁苦中渗透着我们即将团聚的愉悦,我想,在母亲的内心深处,这愉悦成为我归期征途的精神支撑点。 八年后,我辞掉了工作,去省城深造三年。母亲来到那偏僻小县城里,为我照顾小孩。我这三年的主要归途总是分为两段:先是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再坐四个小时的班车。母亲至今没见到过真正的火车,她第一次听说我乘火车后语带疑惑的问我坐火车安全吗,我尽可能形象化回答说真正的火车就像一个连着一个的大箱子,箱子下都安有无数个铁轮,铁轮子们紧箍着像长长的梯子似的铁道在跑动,它们永远很有规律地跑动,而且不会摔倒。母亲悬着的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终于明白在乘坐火车这件事上,自己做得不好,没有在乘坐火车之前与母亲沟通好,至少没有说清火车是一种非常安全而又高效便捷的交通工具,让母亲为我承受归途中本不该有的担心。 两年前,我在回市里工作了。与母亲的距离说远不近的,交通固然更加便利,但有工作职责和县城里我小家庭的牵制,又使我不能方便地回家,我只有在节假期时才能赶回老家。母亲对我的归期明显少了十年前具有的热度,即使是我明确说明我归家具体的日期,我也感觉不到母亲早些年间的那种兴奋之情,取而代之的是她简短的回话,比如说,哦,回家很好的,那我浸泡黄豆,晚上做豆腐吃。母亲已经年过花甲,我也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她六十年的主要活动范围不超过过几公里。母亲以老家的瓦屋为圆点,以最远的那块旱地为半径,像是给她自己划定了一个无形的生活圈子。 现在,每次归期都成了我人生之河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每当汽车驶入镇上的岔路口,风尘仆仆地奔赴母亲长期生活的老家村里,我往往思绪泉涌。那山山水水啊,都曾经留下过母亲辛苦忙碌劳作的影子,她的腰身已经弯作一张弓,她用勤劳提炼成一股坚忍的力道,把我弹射到市里。越近村口我就越加胆怯,真怕无情的岁月会染白了母亲那满头的花发。然而我依然盼望归期的到来,因为归期总有期,这是我与母亲最默契的约定。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