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恶不作”到底做了什么？

诗文写作随笔“盗天火”之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又称东京审判)。在审判中中国提出“无恶不作”的证词，一度遭遇尴尬。

东京大审判的起初，中国政府提交的证词，大都是日本鬼子“无恶不作”；提起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老百姓皆“谈虎色变”等概念性的话。可人家法官和律师追问的是，“无恶不作”到底都具体做了什么？老虎和大屠杀什么关系？

用一些概念性的词，用一些抽象的形容词，用一些主观性很强的用语，用一些声讨性的语言，用一些空洞的大话，去代替陈述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情节、具体的程度和具体的范围，这几乎是写陈述性文章一个共同的弊病。

而靠“无恶不作”、“谈虎色变”，这样一些词语，能表述清楚日本鬼子的具体罪恶吗？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芹德春在证词中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斥为空洞无据，泛泛而论，几乎被轰下证人台。所以，大话连篇的不交代具体，文章（包括指控、讲话）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战犯审判的中国代表高文彬，无意间发现了“百人斩的报道，指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在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直至南京大屠杀前夕，两名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竞赛。最后向井敏明以斩杀106人，胜过斩杀105人的野田毅。立即通知南京将两名日本军官引渡回中国。经南京军事法庭查明审判，两人均承认控罪，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另外，还有日军第6师团上尉添中军吉的一人砍杀300人事件，也都搞清楚了。

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政府提交证词中的“无恶不作”、“谈虎色变”都不讲了，就讲这些类似“百人斩”的具体罪行。让法官自己听了日军种种骇人听闻的具体暴行中，产生真是“无恶不作”、“谈虎色变”的概念。

对具体事情进行叙述时，一定要把握一个界限，就是“打盆论盆，打碗论碗”，或者说，要紧紧把握具体事物的本质，紧紧抓住具体事物的特点，防止东拉西扯，防止混淆事物间的界限，防止冲淡主题和转移主题。

这里还要明确一个逻辑关系，就是有具体上升为抽象，而不是从抽象到抽象，这个逻辑关系绝对不能颠倒。凡从概念到概念，都是空话和废话。

所以，作为陈述性的文章，一定是多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和典型数字，让听者能产生赞叹性和愤怒性的概括性评价，也就是提供客观典型事实，到让听者产生主观评论的文章逻辑；绝不能搞相反的逻辑，先提供概念式的评论，用空洞的语言代替事实的陈述，去让陈述者认同。

从东京大审判中可见，颠倒了这个文章的逻辑，只能颠倒了审判的效果。遵循了这个逻辑，才取得了审判的效果。

文章的逻辑，绝非是纸上逻辑，文章的逻辑，往往就是审判的逻辑，往往就是历史的逻辑。

所以说，陈述者和评判者的角色不能颠倒，陈述者就要讲具体，由评判者论是非！事实讲清楚，是非曲直自然显现。

只有陈述者具体陈述了日本鬼子罪恶累累，评判者才能产生日本鬼子“无恶不作”的论是非，前车之辙当借鉴！

（文中首张配图选自网络，余为忠新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