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
　　
　　刘彩文是抗美援朝的功臣。1951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刘彩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第一个在村里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刘彩文作战英勇，几次负伤，至今体内还留有好几块弹片。抗美援朝胜利后，刘彩文作为一级残废军人，他没有向上面提任何要求，毅然决然复员回到了家乡，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
　　刘彩文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入的党。复员回到村里后，他带头组织互助组，成了村里劳动积极分子和最早的村干部。人民公社成立时，他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委员。刘彩文虽然是抗美援朝的功臣，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任何集体劳动，他总是不卑不亢，带头在前，重活脏活抢着干。他几次负伤，身体内有弹片没取出来，遇上天气变化，就全身酸痛，但他从不声张，叫苦叫累。那年冬天，公社大搞水利冬修，每个大队抽了几十个青壮劳力参加修水库，大队让他带队负责。他起早摸黑和社员们一道挥汗如雨，提前完成了冬修任务，可是他自己却病倒了，睡了几天没起床。
　　刘彩文当了二三十年村干部，算得上几朝元老。村里书记、大队长、村主任换了好几茬，刘彩文却一直当个支部委员，连副书记都没当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队支书被打倒了，有人要刘彩文站出来当革委会主任，刘彩文把头摇得似拨浪鼓说，我是个泥腿杆子，不会说也不会写，我干不了。也正由于刘彩文的谦虚谨慎，因此他的人缘也特别好，文化大革命中，别的大队干部大字报满墙都是，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冲击，却没任何人说刘彩文的半句坏话。刘彩文是村干部中的不倒翁，直到他快六十花甲时，他才主动退下来，当一个普通村民。
　　刘彩文虽然病痛缠身，但他很少找政府提要求。过去他每年在民政部门拿十几块钱的医药费补贴，后来又增加到五六十元，虽然钱不多，也不够他治病所需，但他总是感到心满意足，常常逢人便说党和政府对他恩重如山，从来再没有向政府伸过手。前些年，村干部们和他儿子要他打报告，一起到县民政局去找一位熟人，要点钱回来，刘彩文却说，政府每年都给了我医药费，政府有困难，我不能再找他们的麻烦。
　　
　　村医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农村赤脚医生的出现就是一例。兴旺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任赤脚医生。那时候我们还在读中学，兴旺就成天背着个药箱在村子里转悠，今天给东头的老爹把脉，明日替西边的大婶开药方，煞是风光，村里的年轻人真有几分羡慕。兴旺兄弟五人，他是兄长，家里负担重，读完高小就在队里搞劳动挣工分，大队干部见他有文化，让他到县里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来就当医生诊治病人。虽说赤脚医生不是全脱产，但从此他下地干活卖苦力的时间就少了许多。兴旺成天笑嘻嘻的，心里感到很知足。
　　赤脚医生毕竟不是科班，学了那么一两个月，只能诊些头痛耳热的小病。但自从兴旺当了村医后，村里人有点小毛病，再也不需要到几里路之外的公社卫生院去打针买药了。那时候，上面有规定，赤脚医生看病不收诊治费，药费也是在大队实报实销，兴旺的务工由大队补贴。虽然兴旺不拿工资，给人看病自己也赚不到一个子儿，但他一直不忘自己的职责，只要村里有人病了，无论是深更半夜还是冰天雪地，只要得到消息，他都能够很快赶到，自己有把握就给病人打针吃药，遇上不好诊治的，他就和病人的家人一起上医院。因此兴旺的人缘很好，无论他走到村子里的哪一家，都有人热情地请他喝酒吃饭，有时还送给他一包红桔牌香烟。
　　由于兴旺好学肯钻，后来又几次到区里县里学习，他的医术也逐渐地高明和成熟。村里的人只要不遇上什么开刀和疑难病症，兴旺都能应付下来。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有着好的医术和医德，后来经他的一位亲戚介绍，岳阳郊区一个大队的领导许诺他优厚条件，邀他到村里去当医生。兴旺经不住城里人的诱惑，于是就到城里安家落了户。大队只得又物色人到公社卫生院草草学习了些时日，接替兴旺。村里人对兴旺的离去有些想法，当村医好好的，怎么就鬼迷心窍一走了之呢？
　　几年后，我到城里读书学中医。兴旺邀请我去他家里玩过几次，他还找我借了不少医学书籍。那时候，兴旺已经成了郊区一带远近闻名的医生。
　　
　　书痴
　　
　　刘德兴做了大半辈子数学梦，他潜心研究高等数学中未知领域，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德爹生得聪明，是解放前的高小毕业生。在校读书时，他最喜欢上数学课，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解放后因为他父亲划为地主成份，他没能继续自己的学业而辍学在家务农。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德爹年轻时就不得志，在村里总是遭到人家的白眼，后来妻子也离了婚，德爹年纪轻轻就成了单身汉，不过由于他为人好，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像他出身不好的人挨批斗，德爹却从没在台上亮过相。
　　七十年代，在世界数学研究领域中，提出了三大不能问题，其中就有一角三等分，化方为圆问题。那时候，德爹虽然已人到中年，但他由于对数学的偏爱，对研究这几大数学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誓要解决这几大难题。从那以后，他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破难题，他在数学的汪洋大海中艰难遨游，真是到了痴迷的地步。炒菜时经常烧得锅里冒黑烟，煮饭却经常忘记放大米。好几次他挑着尿桶去泼菜，结果却把一担尿倒在井里就打回转，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德爹研究数学三十多年，家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可他还是那样孜孜不倦地不愿放弃。他曾经徒步百多里然后乘火车五次去武汉，三次到北京，在多所大学校门外挂块横幅，义务讲授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去年他还走路到岳阳市和荣家湾，几次在湖南理工学院门口和大街上讲课。德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对数学的研究还是有些独特的见解，讲起课来也是那样滔滔不绝，让不少学生和听众为之喝彩和动容。可是德爹的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得到专家和学者的承认。我想，德爹的研究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但德爹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同年
　　
　　学宝和我同年出生,父亲是村里最早的党员和村干部,后来因犯作风错误被开除了党籍，村干部也撤了。学宝父亲的风流，也决定了他成长的不顺和艰难。学宝不愿跟着后母生活，十二三岁就自起炉灶，一个人挣工分养活自己。
　　
　　我读高中时，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学宝，却意外地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其实学宝并不是当团支书的料子，可是他干爹忠成叔说了话,谁还有屁放?学宝父亲和忠成叔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又一起入党当村干部，听说如果不是犯错误，学宝父亲恐怕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定还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呢。学宝父亲和忠成叔是铁哥们，学宝刚出生，忠成叔认他做干儿子，自然两家关糸非同一般。因此忠成叔让学宝当团支书,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宝是个憨厚老实的人，虽然根正苗红，但要他当大队团支书，做青年工作，实在是勉为其难。学宝只读了几册书，既不会说也不会写，更没有号召力，说话没人听。实际上他是一个“傀儡”。村里组织青年开展活动，如办文艺宣传队，公社、大队搞大的活动代表青年表决心，他从来都不参加。青年人也没把他当什么团支书看待。
　　
　　我高中毕业那年，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分配给我们大队两个名额。由于可以在应界高中毕业生中征招，我和红兵都在应征之列。学宝也想到部队这个大熔炉去锻炼锻炼，就找到忠成叔要报名参军。可是由于名额有限，大队干部想做我的工作，让我不参加体检。没想到我当兵的愿望强烈，就找了我在区里当武装部长的表哥。表哥帮我说话，公社陈书记和忠成叔也拿我没办法，只好做学宝的工作，让他放弃体检。公社陈书记还许诺说，只要来年有招工指标，一定优先学宝。学宝是个老实人，就真的没参加体检。后来，学宝并没有招工进城，也没成为真正的大队干部。陈书记的许诺是一句空话。两年后，我到城里读书，学宝的团支书也让另一个读了高中的女青年取代了。
　　
　　校友
　　
　　阿朋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校友。我们都在原岳阳地区卫校读书，只是我参加工作后他才来卫校读书。那时候我在地区卫生局工作，他经常到我家里来坐坐，一副腼腆害羞的样子。阿朋毕业后分到了岳阳县乡下的卫生部门工作，我们的交往也就少了些。
　　后来我听家乡的同学说，美阿朋正在写一部百余万字的政治理论巨著，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理论，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理论提出了质疑。我有些愕然：阿朋是学医的，怎么就搞起政治理论来了呢？有一次，我在《家庭》杂志上看到了一则征婚消息，其中阿朋的征婚简介中就提到了正在写一部宏篇巨著一事，因此我很想他这部巨著早日面世，可是我等待了好几年，还是没见他的著作出版。
　　前几年，又听说他没有研究政治理论而在写长篇小说，开始写了八十万字，他请县文联的领导看了，提了意见，几易其稿，最后删去了一大半，只留下了二十多万字，我想，阿朋在文学事业上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追求，一定会有所收获。今年春上，他带了一大摞书稿来找我，其中有长篇小说，还有中篇短篇，我为他刻苦认真的精神所感动，我答应好好地拜读然后尽力加以推荐。可是当我读完这些文字后，总觉得阿朋的那些小说离发表和出版还有不小的距离。
　　阿朋算得上一个书痴。他爱好读书，也爱好写作，但他一直没把自己定好位。他家里写了好几柜子书稿，却没有一篇能变成铅字，精神虽然可敬可佩，可无谓的努力让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如果他在医学上有那样的勤奋，也许他的成绩更为突出。阿朋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在医疗战线工作了二十余年，却没有大的建树，生活上也还是身单影只一个人生活。我常常想：阿朋呀阿朋，你不要太在意名声，你的文字梦应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