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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昌后，满头白发的他身体开始欠佳，并多次住进了医院。今年2月19日（大年初一），我和儿子再一次到省人民医院去看望他。那天，他正坐在病床前吃着家乡的米粉。 时过二天后的2月21日（大年初四）凌晨，表妹熊林山却给我打来电话：“哥，我爸今天早上走了……”这不可能啊，大年初一他都好好的呀！当时，吃着米粉的舅舅和舅母还要给我正读研的儿子压岁钱呢！我虽然无法接受这个不幸的消息，可电话那头的表妹哭得是那样伤心…… 舅舅虽然出生在观边村那个偏僻但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小时候家境也十分贫寒，但经过寒窗苦读，他硬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虽然官至江西省档案局科教法规处处长、副研究馆员，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江西省秘书学会常任理事、《中国档案管理精览》编委等职，可他一生坚守着清贫，潜心研究学问，忠诚地坚守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从不为自己谋私利，直到逝世那天，他还静静地坚守在那间昏暗的房改房里。 1937年11月舅舅出生的时候，家乡有位老先生面对他贫困的家境，给他取名字时希望他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出困境，走出偏僻的山村，走出一条人生的路来，便给他取名为熊墨兰，意思是希望他用笔黑写出像兰花一样绽放飘香的文字，成就美好的人生。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江西省委办公厅工作后，为了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守党的原则，坚守清贫，坚守党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舅舅便精心地将名字改为了熊坚。 记得1978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舅舅为了帮助我考取一所理想的大学，不仅从省城南昌给我寄来了一整套的高考复习资料，而且附信告诉我，他读中小学的时候是很苦的，那时，他不仅要上山砍柴换钱买书本交学费，而且常常饿着肚子上课。为了支持他读书，当时的农会给了他莫大的支持。于是，他深信，只要自己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信中，他不仅语重心肠地勉励我要抓紧时间复习好每门功课，把文革期间担误的时间补回来，而且还告诫我，成才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要心系百姓，关注群众的冷暖，好好为社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我的记忆中，舅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普通的官员，舅舅一生不仅从不为家属和亲人谋私利，而且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从不违反党的原则，就是在文革的那些岁月里，他都时时冒着被打倒的风险保护着老同志的安危；作为学者，他一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潜心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论著20余篇。他撰写的论文《关于日用陶瓷档案的管理问题》，1986年获得中国档案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档案局部级科技进步四等奖；国家科研项目《档案工作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1996年选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数科学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舅舅的一生中，除了个人对我国档案学科体系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和刘文房先生一起在《档案与建设》(江苏)1990年第6期上发表了《对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探讨》一文，不仅获得1991年中国档案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而且奠定了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基础。该文认为，应该借助系统工程论原理来构思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根据系统工程论原理，把档案学置于一个大系统，围绕整个档案事业，分设几个子系统，这几个子系统是：(1)以档案工作行政管理为支柱，建立《档案行政管理学》，其下再分设：行政法规学、机关史、省级档案工作行政管理、地级档案工作行政管理、县级档案工作行政管理、乡镇档案工作、机关档案工作等分支。(2)以档案馆为主体建立《档案馆学》，其下再分设综合档案馆学和专业档案馆学。 退休后，舅舅虽然过着清闲的日子，可他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深表痛恨，对党中央的反腐之举大加赞赏，并希望党中央建立长期有效的反腐机制，通过长期有效的反腐机制使所有党员干部认识到自己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官员，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为官就是准备来吃苦的，而不是来索取的。舅舅曾对我说，付出和奉献是一个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 今年的清明节又要来了，舅舅却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那样让我猝不及防。 为了了却他魂归故里的心愿，我们己将他的骨灰埋入了故乡的泥土，因为他爱那里的山山水水。 舅舅，您虽然走了，可您教导我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高尚品德，将永恒地让我记忆犹新，永恒地让我怀念。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