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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事件当事人，我的祖父也已作古十多年时间，即便祖父还活着他也不会说。因为从事件的发生到祖父离世足足有近2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有再多的繁枝缛节也剔除的差不多了，归根结底还是祖父不想说。
祖父是地道的农民，跟随着曾祖父闯关东来到这里。因为那时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家每户都是儿女一大堆，祖父家也不例外。因为祖父的儿女多，祖父就在原有的三间正房西侧又加盖了三间西厢房。父母当时就是居住在那三间西厢房靠南面一侧的屋子里。分家时，除了几个吃饭的碗其它什么家什也没分到。屋外是几亩薄田，用来养家糊口的。就这几亩薄田也是靠父母一撅头一撅头刨出来才可以生仗农作物的。虽然日子过得苦些累些，可是母亲倒没怎么觉得，因为母亲勤劳、善良，就这两点在农村不怕闯不出一片天地来。就拿父母和祖父母还有几个没成家的小叔子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大杂院里，母亲能和大家相处的非常融洽足见母亲的精明能干了。
居住在四面岭上同一个生产队的母亲的四叔看着母亲可怜，就私自做主将自家养的一头驴送给了母亲，说是等小驴长大了好帮着母亲趟地，省得一撅头一撅头去刨地了。母亲自是喜欢得不得了，说将来要给钱的。因为母亲知道她的四叔在家里是罪没少受，力也没有出，可是从来得不到良好的待遇的。即使这样，脾气暴躁的母亲四叔在家里那也称得上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母亲想事情想得多，也想的细，母亲的执意坚持也是为了她的四叔在家人面前也好有个交代。母亲的四叔知道母亲家困难，就说这样吧，等到日后驴产下小驴时把小驴送给他就行了。母亲听后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满口应下来了。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母亲对这头娘家亲人给自己的这头小驴格外关照，每天都悉心照料，放养，清理圈舍。经过母亲的努力，小驴长大了，第二年春天就可以帮着父母犁地了，为家庭减轻了很多力气。因为驴年龄小，所以第二年母亲没有急着让驴怀孕，等到第三年春天耕种完最后一块地后母亲终于让父亲牵着驴到邻近的人家去给驴交配去了。交配后的驴整天都是在母亲悉心的照料下悠然自得地吃着草。因为没有空闲的人去放牧，所以用一个铁棍作为固定，取一根八、九米长的稍微粗一些的绳子连接在驴的脖颈和铁棍之间。选一块草茂盛的地方，将铁棍固定在中间，让驴可以转360度吃草，只要每天适时挪动几次驴完全是可以吃饱的。母亲看着驴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只要再过几个月就可以产下小驴崽子了，到那时就可以还四叔的情谊了。母亲想着能早一天偿还四叔的情谊就可以早一些让四叔在家人面前不受埋怨。母亲憧憬着，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时间就在整天的忙忙碌碌中流逝，从春天到夏天。一转眼天气燥热起来，原本从早忙到黑的劳作规律也被彻底打乱，父母亲也只好每天早早地下地，等到太阳炙热的时候就收工回家，下午稍微风凉时再下地。就在父母掰着手指头算着酷热难耐的三伏天还要多久时，家里出事了，出大事了。那头寄托了母亲无限憧憬的怀着身孕的驴死了。是被祖父打死的。这是祖父自己说的。那一年祖父应该近70岁。可母亲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认为祖父向来为人和善，他是万万不会平白无故地打死自己全家唯一值钱的并且是娘家人在顶受住家庭压力下给自己的这头驴。可是，容不得母亲不信，驴的确是死了，从死去的驴的腹中还取出了一头发育成型的小驴。母亲悲痛欲绝，她一气之下搬离了大院，用尽家中积蓄在同一个组的朱家沟里买下一处老房子。母亲是带着满腔怒火搬走的，她不会原谅祖父，一辈子都不会的。这是母亲掷地有声的誓言。
其实这件事真的不能怪母亲，因为是祖父亲口说驴是他打死的，而打死驴的原因让人听来觉得有些牵强，说是栓驴的绳子开了，跑到玉米地里吃玉米，被气急败坏的祖父一气之下给打死了。其实祖父也不是有意就是要打死这头惹事嘴馋的驴，是失手了。可是祖父却没有说出来，这让母亲的内心里就更加怨恨起祖父来。对于打死驴这件事，母亲是有自己想法的。父母和祖父母居住在一个大院里，而父亲也已经结婚的五弟就住在离父母居住大院前面不足30米的地方，而且是距离打死驴最近的地方，也是最有可能亲眼看见事实真相抑或亲自动手打死这头母亲的心头肉的凶手的。所以，母亲不能释怀，这辈子也没有。母亲没有把满腔的仇恨和怒火爆发在祖父居住的大院里，而是独自一个人悄悄落泪，将怨气埋在心底。这就是母亲的性格，是一位很刚强的伟大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和别人放泼妇吵架打架。人都说气大伤身，这话一点不假，就因为母亲这口怨气没有撒出来，时间一久母亲就落下了气满的毛病。这种病发起病来很是痛苦，我不止一次亲眼目睹母亲犯病时的痛苦，气满病整整折磨母亲一生，直至生命的戛然而止。
驴死了，母亲的愿望也成为泡影。这件事母亲的四叔知道了，他也曾找过祖父。母亲的四叔家人可不是平庸之辈，兄弟八个，个个都是能人，尤其是打斗从来没有遇见过对手，更不会怯场。母亲的四叔找祖父时祖父的所有儿女都没有一个敢出面的。母亲的四叔没有动粗，更没有说脏话，而是对着祖父说了句“老刘，你真行啊！家里就这么唯一过日子的值钱物被你给毁了!”说完，母亲的四叔头也没回就走了。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四叔找过祖父，可是后来父亲还是和母亲说过。母亲听后觉得四叔不该去找，这件事自己会处理好的，记在心里就行了。
朱家沟，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可是当时也只有我们这一户人家。朱家沟里平整一些的地方不过几亩地，余下的都是荒草地和大山，住房后侧就是有名的黑顶子山，与五龙山遥相呼应。在山的南面，也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一侧的半山腰上还有一个狐仙洞。有一条涓涓细流从我们家住的门前流过，还有一条通往东民主的山间小路，以岭为界，岭东侧就是东民主，西侧自然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西民主。当时经常有野狼下山闯进住户家里，搅得人们心里像揣着小兔子似得过日子。住朱家沟里，就我们一户人家，母亲也就更害怕起来，那时母亲已经生下哥哥和我，之后又生下小妹。
在朱家沟住的那几年里，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父母白天外出干活，我和哥哥在家，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帮着父母干些家务活。哥哥长我三岁，中午时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烧火热饭菜。有一次雨季中哥哥怎么也点不着火，于是哥哥就把父亲用来灌打火机的汽油倒了出来点火，结果一下子着火了，多亏舅舅正好遇见才没有出大事。还有一次我和哥哥都饿了，父母到中午也没有回来，还是舅舅到家里来，他给我们炒了鸡蛋，可是我们怎么吃着都觉得苦，起初舅舅还不相信，等舅舅尝过后才发现倒的不是豆油而是卤水。
在母亲辛辛苦苦养的驴被打死还不到两年时间，祖父正式宣布开始和所有结了婚的儿子们要赡养费。母亲是从父亲口中得知之一消息的。母亲态度坚决，一分也不给，等到把打死驴的钱顶上了再拿钱。父亲老实，在家里又不掌握财权，所以母亲不让给父亲也没有办法。从祖父70岁开始起父亲应该拿的赡养费就一直拖欠着。父亲拖欠祖父的赡养费所有兄弟都知道。当时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刚开始几年时间每月才三两元钱，之后才逐渐涨到每月5元钱。
我们家在朱家沟住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把房子卖了，搬到沟外又重新盖了三间房。记得房子盖好后外墙刚用白灰抹好就被雨水淋湿，原本平平整整的外墙面变成了坑坑洼洼，一直到我们家搬走也没再收拾。
再后来我们又搬到了三间房上原本给舅舅盖得两间房里；再后来，我们全家就搬离西民主，来到了果园。借住在我的一个堂伯父买的房子里。全家搬离西民主是1988年的春天，那天正好是楼房赶集，是星期三。那时我还在读书，初中三年，正面临着中考。家搬走了，我只好到祖父母家里暂住。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和祖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家在借住的房子里住的时间也不长，大约也就一年光景。
再建房，已经是在异地他乡了。其实母亲是用不着急三火四地出去盖房子的，可是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让母亲很生气。借住房子的堂伯父的二女儿找个婆家也在果园，是在二组，她在西民主居住时逢人便讲我们家在果园快住不下去了，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家的，赖在我们家的房子里也不走……后面还有很多更难听的话，这些话慢慢地一点点地全都灌进了母亲的耳朵里。向来好强的母亲从来都没有被人看不起过，更何况是自己本家。虽然家里没有钱，可是母亲还是要在当年秋天我的那个堂伯父二女儿结婚之前将房子盖好，让来自西民主的老家人看一看我们在果园生活的很好。
农村建房在今天都有些困难，更何况是在30年前在异地他乡建房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好在母亲有一颗恒心支持着她一定要把新房盖起来。当时建房用的宅基地不用买，每个组里都有。虽说是有，可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为了要一块宅基地，母亲可是没少跑腿，没少磨嘴皮子，最终母亲终于在临近公路边要了一块适合建房子的宅基地。也就是现在哥哥居住的地方。宅基地有了，可是建房子所需要的料却还没有着落，特别是建房子用的红砖，建一栋四间房子需要红砖两三万块，不过好在父亲当时在家门口的砖厂打更，厂长又是一个村民组的，母亲又找到厂子说了情况，厂长同意用父亲的工资一点点抵顶红砖钱。木料是搬家时从西民主运过来的，沙子和石头还有红瓦只好去买了，前后窗母亲跑了市内好几处出售拆除门窗的门市买回来的。万事俱备只差施工队了。父亲工作的砖厂的木匠于师傅的妹夫是一个小包工头，就把建房子的活包给他了。从开始建房子到我们家搬进去住上短短用了一个月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搬进新房时正值雨季，屋子里粉刷的雪白的墙壁上不时有水流下来，人们说是房子还没有干好的缘故才会这样的。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白灰味道。现在回想起来急匆匆住进刚刚建好的房子里有多危险。在那样的房子里居住很容易中毒的。
当时的房子不但墙壁流水，四间房所有的门都没有门扇，都是用破布挡着的。前后窗的上梁子也全都是空着的，没有玻璃，都是用油毡纸钉上去的。试想想，这样的房子在雨季中是怎么过来的。可是即使条件异常艰苦，家人还是非常高兴的，尤其是母亲，实现了她预期的目标。当年秋天我的那位伯父家的二女儿结婚时母亲还特意和老家人一同坐着车回来，特意在新建的房子前下车，还没忘记告诉老家人这就是自己的新家。坐在客车里的老家人们看着搬到果园短短两年时间的我们就住上大新房子都啧啧称赞说母亲真是好样的。
盖好新房时我早已下学参加工作了。工作地点是在通天沟。后来又到白灰厂工作。也就是我刚到白灰厂工作不久，有一天我休息在家，四、五个干部模样打扮的人来到我家，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乡民政的同志。父亲一个人站在路边和他们说着什么。巧的是那天母亲不在家，我和小妹在家。乡民政的人来到我家是找父亲要父亲欠祖父多年的赡养费的。民政部门出面帮着祖父要赡养费是2014年秋因病去世的大表哥的主意。大表哥当时刚刚从乡政府调到区政府工作。当时的祖父年事已经很高了，应该是80岁了，当时还住在西民主，和祖母两个人相依为命。当时祖父有两个女儿，大表哥就是祖父大女儿的大儿子。祖父还有五个儿子，有两个儿子去世了。小儿子刚结婚不久，是入赘到岳父家中的。因为祖父实在是不能为小儿子张罗结婚的事情了，不但没有经济基础，就连张罗的力气也不多。所以小儿子才入赘到岳父家中的。祖父那时已经是无法养活自己了，所以才找到外孙子，外孙子也是无奈之举出了这个主意。这个主意的产生和父亲的五弟也是我的五叔有着直接关系。
五叔是一名党员，也是村里的党小组长，村支部书记因为五叔退出村支部书记的竞选而对五叔感激涕零，所以凡事都对五叔高看一眼，可是每年的党小组长工资却因为村里经济困难已经拖欠多年。祖父也找过五叔要赡养费。起初五叔说没有钱，再后来就让祖父到村上去要，说村里还欠着自己的工资呢，要出来钱就算是赡养费了。可是祖父真的去要过多次，人家根本就不搭理祖父，白白地支使已是耄耋之年的祖父一步一步往返几里地帮五叔要工资顶替赡养费。最后还是祖父的外孙子为祖父提出了找乡民政的同志帮忙。所以才出现刚才那一幕。起初祖父也找过民政的同志，之后，祖父首先来到五叔家里，五叔也毫不示弱，说是给钱可以，让乡民政的同志先找我的父亲，把父亲这些年欠祖父的赡养费都要上来后五叔说他就给。五叔说这番话我想有两个层面，一是五叔知道祖父理亏，打死我们家养的一头驴，这个债一直搁置着，祖父是没有脸找母亲要欠下的赡养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即便乡民政的同志找到母亲要赡养费，母亲断然也不会给的。五叔觉得他这一招很管用，他想这两个层面无论是哪一个都会让民政的人和祖父吃闭门羹的。牵扯到家务事中一时半会是理不清头绪来的，五叔也不用再给祖父母赡养费了。所以乡民政的工作人员直接就来到我们家。来人没有进屋，只是站在路旁，父亲出去和民政的人在说话，我在屋里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从父亲的表情上看父亲当时是很为难的。这也难怪，作为儿子，赡养老人是为人子女的义务，是不应该添加任何附加条件的。可是祖父的确存在过错，就一句再简单不过的道歉话祖父都不肯说，也难怪母亲执意不给祖父赡养费。乡民政的工作人员听过之后也面露为难之色。一直在屋里注视外面举动的我早早地备好三百元钱走出房门。当我来到人群中询问一共欠祖父多少赡养费时当时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怔，就连父亲也是一脸茫然。
过了好一会才见有一个人从随身携带的本子里翻找着，不长时间就翻看到写着父亲名字的那页，只见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从1985年起到1994年十年间一共欠祖父赡养费230元。我将手中的300元钱递给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说：“剩下的全当给祖父买好吃的了。”
乡民政的几名同志原来紧绷的脸也露出了笑容，有一名工作人员说那个当组长的五儿子不是说打死这家也不会给钱的吗？！看来这话还真的没场听去。事情到这里就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后来听说我的那个五叔还是赖着不给，再到后来才极不情愿地给了祖父赡养费。
父亲没有想到我会替他给了祖父的赡养费。母亲不知道那天发生的这一幕，直到母亲离世也不知道当年欠下祖父的赡养费我已经替他们还上了。当然了，如果母亲还健在，我想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而且如果母亲知道别人都看着、盯着父亲欠的赡养费不给时，母亲也会对祖父当年的举动冰释前嫌的，也会大大方方地把所有欠着的赡养费全都付清的。
我最了解母亲，所以我才敢说出这番话的。
至于我的那些钱，除了工资之外是我偷偷地一点点积攒下来的，我本想着多攒点用这些钱做点什么，这下好了，悉数奉上。不过也好，这钱也算是用到了正地儿上了，也不亏我所费的心思。
(2015年7月22日初稿，2016年9月1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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