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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很窄，不过一间板门的宽度。残存着的两三间铺板门店岌岌可危，昔日黄黝黝的板材，如今败落得几欲找不见纹路。户枢早已磨蚀，几道铁箍捆绑着，拼接而成，虽然开关自如，但仿佛一直在病着。每每“至三鼓，门外啾啾有声，户枢拔矣”，煞是热闹。那些年，这条街通往北门下洼的菜市，称作“上拐头”。 我不知道这位老太姓啥名谁，这条街，我熟悉。每年的夏季，父亲总会给予我一个姊妹们可望不可及的待遇，那就是把我送来这条街过夏，即使正月间拜年，我也拥有多待些日子的特权。 与北外街连通的叫六德街，我的大奶奶家就住在这里。那是一条油光的廊道连着的四小间木结构瓦房，再往里面走，和一户崔姓人家共用一方小院，也是两家唯一的采光天井。大奶奶家的光线很不好，没有向南的窗户，阴漆漆的土地坪，黑乎乎的木柱子，几张毛主席画像蜡黄蜡黄的，唯有半空中挂着的电灯泡煞亮。 大姑一家住在七里站方向的伞厂，很少回来。大爷爷辞世后，大奶奶多在阴暗的屋里孤寂地生活着。我的到来，似乎也看不到她多大的高兴劲，至少可以陪她老人家说说话，陪她一起上菜市买些小菜头，捡拾一些掉落的柴草，她甚至不落下街边的秸秆屑。大奶奶烧着土灶，生活显然很拮据，在农村长大的我，倒是可以为她点火添柴，这点，她很高兴。 那些年，时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事情的巧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和大奶奶同出共进的那户人家，有一位名叫崔卫国的大哥哥，竟然奇迹般地下放到我们村子里，偏偏就住在我家屋后的学校里。我实在记不清他能干些什么农活，貌似能下田插秧。我的父亲时任生产队长，应该给了他不少优待。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崔明华，和哥哥一样的胖，时不时地也去看望其哥哥，带去一些花花碌碌的纸糖，吃得我们的嘴像抹了蜜，一声大哥一声姐，剥下的糖纸也成了宝贝，馋得队里的小伙伴们跟从了几里地。可是，每年我去到大奶奶那里，却不见到他们的糖果，甚至很陌生。 在北外街与六德街的交叉口，有一座旱厕，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保存年头最久的建筑。那时的城里人都是使用木制的马桶，笨重，味浓，我却用不来。一到天亮，很多人都是疾步赶往这座旱厕，端起马步，先是咳嗽几声，清开了嗓子，接着便开始酣畅淋漓一番。男女之间的隔墙没有全封闭，顶尖上挂一灯泡，铁丝网包着，两边共用一个灯，彻夜不灭。后来，周边的老式房屋陆续拆迁，唯有这座厕所依然保留，直到2012年才在不舍中夷为平地。 这条街的对面已经开发了，新建的高楼与这边很是不搭，一溜的竹篱隔着两个世纪。不曾料到的是，我的房子也买在六德街上，只是改换了街名罢了。 早早晚晚地，我们都要穿过这里，去河边散步。现存的一家小商店，摆着几包烟酒和几瓶无人问津的饮料，生意惨淡。那个理发室里的几把木椅漆迹斑驳，正在被当今的牌桌挤退到了一边。一户铁器具店，杂七杂八的刀具、火剪都生了锈，即使摆出板门外，也卖不出几件。还有一位算命先生，两个醒目的“算命”大字挂在当街的线缆上，会算出有今天吗？那些青砖灰瓦，如今都躲进了狭窄的拐巷里，不少陪读的家长进进出出。房银低廉，好出租，便是这些低矮潮湿的古上祖业创造出的新生价值。 夏荫里，冬阳下，总有几位耄耋老妇坐在街头，于来来往往的噪杂里，带着一脸的陌生，审视着裙角飞扬。而后，一个漠然回头，沧桑向远。任凭风华褪尽，依然在街头，跟着黄昏与红霞，守着风雨摇曳的家门，过着葱蒜般俭朴的日子。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