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买官卖官

　　

　　在中国，三百六十行，最好的行当莫过于做官。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书可不是读着休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好，即可当官，一本万利，无本取利。当然，读书是做官的主要通道，但也不是唯一通道。官也是可以花钱买来的。

　　

　　官是从秦始皇设立郡县制时开始有的，那时就可以买官。有一年闹蝗灾，始皇帝下诏，纳粟一千石，授爵一级。

　　

　　汉时疆域扩大，向边疆运粮成为大问题。汉文帝下诏，向边疆运六百石粮食，授爵“上造”（第二等爵位），运四千石，授“五大夫”（第九等爵位），运一万二千石，授“大庶长”（第十八等爵位）。汉武帝时，扩大“入粟补官”政策。《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原是被迁徙的富豪，第一次“入钱”得任“侍郎谒者”，因犯罪罢官。第二次又“入谷”，得任“左冯翊二百石卒”，以后升至廷尉，太守，丞相。有个名卜式的人，“入钱”三十万，授郎中，后升至御史大夫，还封了候。《汉书.食货志》载，桑弘羊为均输令（汉时管理全国货物统一征收、运输、调剂事务的官员），官吏百姓只要“入粟”，即可以补升到六百石的郎官、郡丞或县令。汉灵帝时，设立了专门卖官的机关叫西园，并在长安城东北的鸿都门张挂拍卖官爵的价格表：二千石（高级官）二千万文，四百石（中级官）四百万文，卿五百万文。也可以赊账，任职后加倍还款。还可以打折，还有额外数目、临时售价等价目。曹操的父亲曹嵩买太尉，出钱一千万文。崔烈买司徒，只出钱五百万文。灵帝十分懊悔地说：“早知如此，应该标价一千万，太便宜这老儿了。”崔烈买的就是“额外价目”。当一个官位空缺，买的人多了，政府随行就市，抬高官价，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这就是临时售价。

　　

　　汉朝以后各朝都实行这种政策，只要国家财政困难，便拍卖官爵。唐宪宗在诏书中说：纳粟补官，入粟助边，这是“古今通制”。古代只要有钱有粮，就可以买到官，也可以买到进士、监生、秀才等头衔。

　　

　　明朝成化年间，纳米二百四十石，为正九品官，每加五十石米升一级，可以买至七品知县。嘉靖年间，监生买“经历”等官，纳银五百两，检校纳银一百二十两。官员出身的人买七品官，纳银一百六十两，九品官纳银六十两。

　　

　　清朝康熙时，因为平定“三藩之乱”和“准噶尔叛乱”，财政空虚，广开输纳。有五百多人买了知县官衔，总收入二百万两白银。乾隆后期，每年买官的银子，达五百万两，相当于每年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清朝中期以后，买官卖官更甚，朝廷将此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项目。官位少而买的人多，供不应求，就卖空官衔，这种官称候补官。嘉庆时，川陕总督杨遇春的儿子，三次会试不中，于是花了八千两银子，买了一个郎中头衔，开始在户部行走（见习），由于杨遇春官大人熟，不久便被实授为刑部安徽司郎中。清朝兴建土木工程也卖官筹款，称做“河工捐输”、“海防捐例”等等。

　　

　　既然这个官是花钱买来的，那就要有利润，所以千里做官只为发财，一本万利。清朝有个姓易的县官，在一桩案件中勒索一个富人，富人求情说：“请老爷高抬贵手，小人的田都卖光了。”老爷冷笑道：“你的田卖光了，你就不知道我捐这个官，花钱比你卖田还多得多。不向你们要，我的本钱怎么收回呢？”这桩案件，把这个富人弄得倾家荡产。这种买来的官，没有不贪的。西汉时称这种官为“戴官帽的老虎”，东汉时称做“官就是戴帽的狗”。

　　

　　共产党的官，叫干部，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是不能买卖的。但实际情形也存在着买官卖官现象，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与古时不同，古时卖官的钱入国库，现在卖官的钱归个人。徐才厚任军委副主席时，负责干部工作，大肆卖官，网上传，那个演小品的黄宏，也花钱向他买一个少将。前些年听说，军队里官位都是有价码的：提一个排长多少钱，升一个连长多少钱，校级、尉级官便宜些，将级官就贵了。徐才厚被查时，家中地下室里查出大量赃款，银行人员数不过来，用秤称了一下，一吨重。我省原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因买官卖官而被查。这个“买官卖官”的罪名并不准确，他倒是买官呀，还是卖官呀？他其实是卖官，买官的是另外一批人。但他卖官的受到了查处，而买官的却安然无恙。徐当省委组织部长以前，是我市市委书记，因此我市又被视为该案的重灾区，然而这个重灾区内一个也没有遭灾，那些向买官的，都没有被查处或免职。现在当官的利润究竟有多大，这个还不好说。这里说一件事，可作为参考：大约二十年前，我市有一县委书记，过一个春节上交礼金120余万元。那还是我市的一个贫困县。中纪委和中组部，一再发文件，“坚决制止买官卖官现象”，但屡禁不止。马克思说：“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当官如此利好，能不乐此乎！